台北回味

回味台北 我何其有幸，正因为我阿嬷、父母那个时代家族和民族的不幸，才让我的童年拥有非常丰富、多元的味觉体验。 如果不是国遭变故，生长于长江以北，爱吃煨面、大白菜和黄鱼的父亲，怎会60 多年来落脚于他年轻时在上海爱吃的芭蕉的产地台湾，而我那生长在台南、从小吃惯受日本教育的阿嬷做的台菜与日本菜的母亲，又怎么会在19 岁那年嫁给一个饮食文化迥然不同的男人。 我亦有幸从小成长在北投小镇，这里有极其复杂的饮食图腾，旧北投有凯达格兰族群的故乡和明清汉人移垦的村落，新北投有日本占领时期形成的温泉乡和1945 年后从大陆迁台的众多外省机构。我小时候住在新旧北投交界的温泉路半山，只知道从家出门向右转，就可以走到卖阳春面、麻酱面、卤味的外省伯伯的面摊，走下山，新北投公园旁有卖江浙菜的上海饭馆、卖京津菜的新生园、卖上海俄式西点的美而廉。长大后我才明白这些都是爸爸爱吃的家乡味，怪不得他一辈子坚持不肯去日本旅行，也不吃日本菜，却肯住在处处可见日式温泉旅馆的地方。 爸爸讨厌日本遗留的风俗，阿嬷却喜欢。受过50 年日式教育的她，常常带我在新北投流连于各家温泉旅馆，洗温泉，吃已经本土化的日式温泉料理。新北投亦是继大稻埕之后的台菜大本营，阿公、阿嬷过生日时，孝顺的母亲一定会摆上一桌台菜宴席，而一辈子吃不惯台菜的父亲总是借口要去外面抽烟而减少动筷子的时间。小时候不明白什么是楚汉分界，长大后一回想，北投原来就是我家饮食楚汉分界之处：从家出门向左转朝向北投市场，阿嬷带我去的摊子卖的是虱目鱼、肉鱼、地瓜叶、油麦菜，爸爸带我去的摊子卖的是黄鱼、白鲳、雪里红、大白菜；爸爸从不买甜不辣，阿嬷也不吃周胖子饺子。 我命中有两个食神，或许阿嬷和爸爸就代表那两个饮食口味完全不同的食神，而我是吃他们做的饭长大的，这让我成了饮食上的“多语”人——如果食物会说话，每一种流派的饮食就是一套语言系统，从小吃惯的食物如同母语，长大后才接触的食物则如外国语，学得会，但说得不一定流利。 我细数自己饮食上流利的“母语”，有阿嬷的台南菜、台南小吃、日本料理，有爸爸的扬州菜、上海菜、上海式西餐，这些都成了我的家乡味。 我的台北味觉地图，亦分成了阿嬷的路线和爸爸的路线。龙山商场、广州街、大稻埕、永乐市场、圆环、重庆露店、中山北路日本通和西门町红楼等处，都有阿嬷带着我吃喝采买的记忆，细数如今还存在的周记肉粥、凉州街庙口早市、美观园、南蛮堂，还有消逝的通天阁、*沙茶火锅、神田日本料理、德芳台式小吃等，还会让我心潮澎湃。而记忆中爸爸从不曾带我们全家去艋舺或大稻埕，去西门町和中山北路时爸爸去的地方也和阿公阿嬷不同；爸爸的西门町有当年盛极一时的石家饭店、真北平烤鸭，还有我吃了快50 年、从西门町搬到东区的都一处；中山北路上有爸爸吃的上海式或北平式西餐（其实都是俄式西餐），从美而廉、大华饭店、香港西餐厅，一直到标榜正宗欧陆式的蓝天西餐。 用味觉认识城市、勾勒城市文化的地图，成了我生活中的惯性，我的台北记忆中味觉的启动力量一直胜过声色，我记得小时候邻居家、同学家饭桌上摆放的不同菜色，知道张家有四川泡菜，李家有湖南腊味，而那些都是爸爸、阿嬷不会做的。稍长之后，我也会跟着朋友去找自己的青春滋味，像只放酸菜不放肉的牛肉汤面和蜜豆冰。 半个世纪后回味台北，才知道饮食记忆既轻盈亦沉重。阿嬷、父亲、母亲俱已仙逝，留我一人徘徊在台北街头，常常想起与他们在记忆中的街口吃一碗暖乎乎的酒酿汤圆，或吃一球凉滋滋的雪王冰激凌，这样的记忆既甜美又令人伤怀。但当年纪更长时，关于饮食的回忆就不仅是个人史、家族史，亦是民族史。对我阿嬷、父母那两代人而言，口味不仅关乎个人选择，亦是历史更替之事。父亲买的金刚脐饼是他的乡愁之饼，阿嬷每天早晨在自家做的豆皮寿司也是台湾的后殖民记忆，上一代人的饮食记忆中悄悄藏着沉重的历史之味。 我咀嚼我的台北之味，也是在咀嚼对个人、家族及民族愈来愈深浓的情味。我何其有幸，生在滋味如此缠绵悠长的台北，我将永不厌倦地当个台北说食人，让这个城市的饮食之味永远流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