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德国)沃尔夫.勒佩尼斯

　　十 反讽与政治：欧洲与美国的文化爱国主义 热爱美国的欧洲人 托马斯·曼不仅希望成为美国公民，更希望被人看作美国的爱国人士。然而，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1941年9月，托马斯·曼与陈旧过时的美国爱国主义持疏远姿态，因为那种爱国主义思想的座右铭是“美国**”，这让托马斯·曼想到了致命的“德国，德国，高于一切”的思想。他抵制“美国**民族委员会”，这个组织也自称为“无干预党派”。它是由罗伯特·伍德将军于1940年在芝加哥建立的，伍德将军是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主席。这个组织声称共有大约八万名成员，其中包括亨利·福特、亨利·卡伯特·洛奇和查尔斯·林德伯格—“真正”的林德伯格，在菲利普·罗斯于2004年出版了小说《反美阴谋》后，没有人不知道林德伯格是谁。托马斯·曼指责说，美国退隐到一种廉价而不负责任的孤立主义之中，放弃了其*为崇高的理想。三个月后，发生了震惊世人的珍珠港事件，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民族委员会”解散，于是托马斯·曼再也不用为陈旧过时的、倾向于孤立的美国爱国主义担忧了。 1942年圣诞前夜，在晚宴客人到达之前，托马斯·曼在其加州的家中给其朋友阿格尼丝·迈尔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明显表露了其重拾的信心。托马斯·曼给她送去了良好的祝愿，并感谢她在这个目前是他的家，然而对他来说却永远是异乡的国家所给予的帮助。他称赞了迈尔热情洋溢但冷静务实的爱国主义；同时，他自己也已经成为这样的美国爱国人士。在一篇为12月10日在纽约举办的诺贝尔颁奖晚宴准备的演说中，他表达了他的期望—他希望整个世界迟早会“美国化”。他补充道，这种“美国化”是在“某种基本的道德意义上”，而且“华盛顿的和平”会在全世界成为风尚。托马斯·曼并没有出席晚宴，他的女儿埃丽卡代替他在晚宴上宣读了这篇演说。道德混乱已经将欧洲大陆的国家推向了灾难的边缘，面对这种情况，为道德行为赋予清晰的规则，并使这些规则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是抵制灾难、恢复健康状态的*佳药方。正是因为信奉这些规则，前辈们创建了联盟。 作为一名货真价实的欧洲人，这番话颇有些反讽的味道，托马斯·曼也清楚地承认这一点。不过，他的反讽在另外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及晚宴发言人那里却失去了效力。赛珍珠对他的演讲词作了回应。在迷惑不解的托马斯·曼的眼中，赛珍珠更像是位中国人，算不上是美国的爱国者。她听到“美国化”一词时非常震惊，并预言说，这个词将会被误用，并成为美国帝国主义思想的语言遮羞布，不仅协助美国去完成经济霸权，也会助其达成政治目标，尤其是在亚洲。《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将托马斯·曼与赛珍珠的意见分歧昭示天下。该报请托马斯·曼重复他在一篇准备命名为《世界的美国化》的文章中所阐述的观点，他却婉拒了这个邀请。《纽约时报》的编辑们觉得托马斯·曼的拒绝非常傲慢无礼，托马斯·曼为此表示很生气。在公共演讲中使用“美国化”这个词完全是出于无心，根本没做深入考虑，为什么要让他为一个这样的术语进行辩护？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卷入政治？在写给阿格尼丝·迈尔的另一封信中，他表示，他非常渴望和平，也渴望在整个欧洲恢复美好的君主政体和信奉天主教的、半法西斯主义政体，正如美国国务院所梦想的那样。考虑到赛珍珠的激烈反应，托马斯·曼又补充道：“我很怕你会把我刚说过的话当真。”看来反讽是欧洲的专属物，要走出欧洲还真不容易。 托马斯·曼成为美国公民，并且成为美国的爱国人士，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对罗斯福的崇拜与景仰。不过，他对美国的感情一直处于矛盾状态。他从来没放弃过战后返回欧洲的想法。1951年，一位德国朋友写信给他，说他非常渴望离开欧洲大陆，那时德国的重整军备进行得非常顺利，托马斯·曼对朋友的愿望表示了同情，但他也表明了自己想回到欧洲的渴望。这种对美国既爱又恨的混合情绪是对托马斯·曼*爱讲的一个小故事的绝佳说明：两个移民在大西洋的中央相遇，一个漂洋过海想去欧洲，另一个想去美国。两个人大喊着问了对方同样的问题：“你疯了吗？”回到德国是不可能的事情。根据其政治观点，他*应该选择英国作为居住地；但是，正如托马斯·曼所说，居住在一个气候极为糟糕，饮食也极为糟糕的国家“有点令人不快”。1952年6月，托马斯·曼和妻子卡蒂娅离开了美国，永久地定居在瑞士。这时，托马斯·曼突然之间将美国称为“暴徒之邦”、“一场气氛被调控了的噩梦”。 1953年，法国一家有着动听的刊名—《理解》 —的杂志请托马斯·曼解释他返回欧洲的原因。他以一篇名为《从美国回来》的文章作答。他在文章中用热情洋溢的言辞对这个热情接纳希特勒德国的难民的国家表示感谢，这个国家不仅给他提供了公民身份，还不断对他的文化作品予以嘉奖。不过，托马斯·曼还写道，他在美国居住的时间越长，他就越发感觉自己是个欧洲人，而且必须回到欧洲去。不管年龄多大，只要有可能，他就会立刻回去。于是，他再一次改变了他的生活基础。他已经七十八岁高龄了。1933年，政治曾迫使他离开德国，他也因此远离了欧洲；1952年，政治又成为他离开美国的原因。美国作为史无前例的超级大国的崛起令人担忧。他对欧洲与美国签署的军事协定感到恐惧。麦卡锡主义走上了穷途末路。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期待着麦卡锡的日渐没落—麦卡锡主义于1953年宣布失势，但是在一年后才彻底败落，而这些难民在严格审查制度与相互检举告发的氛围中感到非常压抑。令人产生误解的语义使得极具攻击性的因循守旧主义躲藏在被过度使用，也因此被滥用的“忠诚”一词的背后。学术研究处于危险之中。托马斯·曼曾经在国会调查会上为作曲家汉斯·艾斯勒辩护，于是他害怕他会被当作同党遭受折磨。他愤懑地说，如今，人们*多只敢发表像关于叔本华哲学中分号的使用技巧的文章。对他来说，自由注定会在这个所谓的“自由之邦”消亡。欧洲才是自由思想的故乡，美国不是。而且，托马斯·曼坚信，勇气可嘉的自我克制才是保持自由的更好土壤，军事力量则相形失色。他希望欧洲能在正在升级的美国与苏联、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抗中以第三种力量出现，即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 托马斯·曼对美国所持的后移民怀疑思想令许多人惊讶不已，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引以为怪。1942年，德裔美国神学家赖因霍尔德·尼布尔发表了一篇针对《时代要求》的评论文章。《时代要求》是托马斯·曼“二十年间的政治文章与演说集”，其中包括了被删掉的一篇写于1922年的演讲稿，那篇演讲稿的主题是为德意志共和国进行辩护。尼布尔称这篇文章是为作者早年对政治持漠不关心态度的“漂亮的自我惩罚”之作，虽然他的本意是进行赞美。托马斯·曼曾刻意将诺瓦利斯和惠特曼相提并论，试图通过这种比较赢得德国青年对民主进程的关注与支持，而尼布尔却在这种刻意的强调中见到了信心的缺乏。尼布尔问道：“只要曾散布我们的传统观念的是卢梭而非约翰·洛克，那么在没有德国人的国土上，民主将会变成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托马斯·曼对民主表示拥护之后，他也在德国浪漫主义者诺瓦利斯与我们自己的浪漫主义者惠特曼的思想中找到了许多相似之处。卢梭、诺瓦利斯和惠特曼也许会说服我们去爱普通大众，然而更迫切的要求是将他们从自己手中、从彼此手中解救出来。”尼布尔这位神学家，不相信托马斯·曼思想的民主转向。他谈及了托马斯·曼的悲哀，因为他无法切断自己与德国浪漫主义之间的联系，而德国浪漫主义正是纳粹思想的源泉。令人惊讶的是，托马斯·曼没有像以前一样，他在遭到这次批评时表示了极大的宽容和忍耐，觉得这篇评论“显示出不同寻常的美丽及智慧”。不过，他的悲哀不是无法使自己与德国浪漫主义分道扬镳—他是有意地不愿与其分离。 托马斯·曼这位美国公民，不仅接受了欧洲对美国政治的批评，甚至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然而，他反对这样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美国正在向着法西斯社会的方向演变；而特奥多尔·阿多诺与另外一些人却对这个观点表示赞同。美国民主的基础是坚实不可动摇的；美国的牺牲使得希特勒的失败成为可能，将这样一个国家与纳粹德国相比是荒唐可笑的。还有，政治不是美国打算全力保卫的领地。托马斯·曼这位新生的欧洲人，却对美国文化极尽赞美之辞。美国的大城市是辉煌艺术的聚集地；波士顿、纽约和费城有全世界*优秀的乐队；美国的电台保证每天晚上、每个地方都能听到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报告厅不像欧洲那样只能坐满几百人而已，而是能容纳上千的听众；社会小说在美国达到了新的高潮；美国文化批评的文雅精致和敏锐感受也可以与法国相媲美。然而，美国文化却并不仅仅限于精英阶层，大量的公众也从中受益，至少在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样的机构之中是如此。对于这个博物馆，只要托马斯·曼在芝加哥，就一定会前去参观。 在一位美国浪漫主义者看来，**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民主曾促使托马斯·曼称赞德国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位德国人对文化所持的浪漫观点又促使他增加了对美国政治的批判。*终，与其说托马斯·曼对美国的民主传统与政治充满崇敬，不如说他崇敬美国的乐队和图书馆、美国的文学、美国的评论风尚以及美国的博物馆。美国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几乎）永远也不会关闭：因为文化是主角。 哈姆雷特与福丁布拉斯 1949年，牛津大学邀请托马斯·曼在纪念歌德诞辰两百周年之际来作演说。托马斯·曼接受了邀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不仅在牛津大学作了演说，而且还在美国及许多欧洲国家进行了演讲，其中包括德国。这一系列演讲的序曲是他于1949年5月2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作的题为“歌德与民主”的演说。这也是一次论及欧洲和美国作为两种不同政治性格代表的演说。美国一直令歌德非常着迷，对歌德来说，美国的独立战争“解救了人性”。他不止一次地推测，如果他不知道康德，也没有受到欧洲历史和文化的沉重积淀的影响，而是在青年时期漂洋过海到了美国的话，他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歌德把美国称为神奇的国家，并且认为美国的精神与经济会没有边界、没有限制地增长。在他生命的*后阶段，他没有什么期待，只是希望能够见证新世界那激动人心的发展态势。然而，他知道他的时日不多，有许多快乐无法分享，比如说巴拿马运河的开通—不论对文明世界还是“非文明”的世界，这项工程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中，美国被称赞为欧洲痛苦的解救者。在《献给美国》一诗中，歌德不仅羡慕美国没有颓废破败的城堡，也钦慕美国没有那些折磨欧洲人的无用记忆，以及对自己身份的毫无结果、毫无价值的思索。歌德把德国人特有的思想倾向和精神状态延伸到了整个欧洲。在两百年后，托马斯·曼同样说道，欧洲承受着慢性病的折磨，承受着自己造成的头痛之苦。欧洲人总是不断地在思考：作为欧洲人意味着什么？欧洲是从哪里来的？它的发端在哪里？终点又在何方？终日沉浸在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的苦思冥想中，使得欧洲对政治行为颇不适应，而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则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对于任何相信欧洲的复苏必须依靠美国的人来说，歌德是其强大的后盾。 歌德对美国的热情绝不是昙花一现的知识分子的奇思怪想，这种热情根源于他坚定的政治信念，这种信念不可能期待从魏玛宫廷的大臣那里得到。托马斯·曼欣赏这种热情，他写道，人们应该理解歌德那颇具美国色彩的座右铭“成功做事”，这不仅是民主实用主义的表达，它更多的是出自对常识的理解，而非意识形态的反映。令人惊讶的是，托马斯·曼断言，民主的欧洲可以指望歌德，他已经非常了解美国为自由而战对世界造成的影响。*终，这场战斗会引导全世界走向民主的道路。民主理想是联结欧洲大陆与新世界的纽带，于是，“西方”产生了。 然而，托马斯·曼说，美国与欧洲之间政治与文化的分歧却不会完全消失。由于欧洲与美国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政治性格，因此绝对的结合是更加不可能实现的。在**次世界大战期间，保罗·瓦莱里已经把欧洲比作哈姆雷特的大陆。托马斯·曼则阐释得更深入：“未来属于今天的人们，他们的思想与‘常识’指向*易得到的、*有用的事情；未来属于激情与活力未受苍白思想玷污的人。不仅仅德国，整个欧洲都是哈姆雷特，福丁布拉斯则是美国。”哈姆雷特这个丹麦王子是位怀疑者，同时也是位沉思者，他在必要的时候总是不能采取行动，因此在后来，他被迫采取行动，却导致事情变得越发糟糕。而挪威国王的年轻儿子却丝毫没有受到“苍白思想玷污”，他的行为有力而迅速。他坚信，也许他并不能总是站在法律一边，但可以肯定，*强者的法律一定为他而设。雅克·德洛尔在指责欧洲人反省自我、深入思索时用到了哈姆雷特的比喻，他认为欧洲人持续不断的沉思与犹疑使得欧盟无法在世界舞台上起到强有力的主导作用。美国没有陷入哈姆雷特式深思的危险之中，而欧洲则亟须学习怎样像福丁布拉斯那样采取行动。 1992年，帕特里克·布坎南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轮选举中发动了一场强烈程度令人震惊的运动，提出了明确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纲领。这个纲领性的指导原则也是一本书的书名：《共和，而非帝国》。在这本书中，布坎南将美利坚合众国戏称为福丁布拉斯，他*终总是会介入欧洲与亚洲两大家庭的决斗中，而其他国家却胆小懦弱，总是愿意扮演哈姆雷特的角色。尽管布坎南的对外政策没有获胜，但它成为许多美国人自我理解、自我认识的一部分，同时也使一些欧洲政治家确认美国拥有福丁布拉斯的性格，而欧洲却像是哈姆雷特。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结尾，福丁布拉斯宣布：“我在这个王国内本来也有被铭记，即继承王位的权利，现在国中无主，正是我要求这一个权利的机会。”有趣的是，在施莱格尔和蒂克的德语译文中，却找不到“铭记”一词。然而，就美国对欧洲密切关注的程度来看，要理解美国政治，却看不到美国政治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铭记的政治是行不通的。美国人没有忘记—而且急切地提醒他们的朋友与盟国—在20世纪，他们会经常不断地向欧洲提供帮助。美国不仅仅是福丁布拉斯那样简单，而欧洲却依然是哈姆雷特。 使具有福丁布拉斯气质的美国与具有哈姆雷特气质的欧洲相对比，很容易诱使人们将原来比较单纯的政治与文化的对抗视作行动领域与思想领域之间的冲突。在《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的结尾，在这部将美国歌颂为欧洲苦难的救星的小说中，歌德似乎突然想起了其精神思想的源头，于是开始为欧洲文化进行强有力的辩护。他说：“这种无价的文化，经过长达几千年之久的形成、发展、传播的过程，虽然遭受过抑制和镇压，却从未被消灭。它重新振奋，获得新生，并会继续前行，直至永远。”既能对美国表示敬佩，又能同时保留对欧洲的骄傲，是无与伦比的精神独立与强大的个体自由的体现。托马斯·曼常常是沿着歌德的脚步前进的漫游者，当他拒绝加入欧洲人组成的唱诗班时，他也表现出极为相近的独立—那些欧洲人以屈尊俯就的态度看待他们所嘲弄奚落的“所谓的美国文化”。歌德和托马斯·曼都没有屈服于通过贬低美国来抬高欧洲的文化爱国主义。 在举世震惊的2001年9月11日之后，有一段时间看起来似乎美国和欧洲世界观的差异逐渐消失，似乎因为面临着相同的威胁，“西方”将会获得新生。2001年12月，唐·德利洛在《哈珀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在未来的废墟中》。这篇文章试图去面对并理解惊人的9·11事件—文章承认，双方达成妥协是根本不可能的。德利洛坚持认为，现代性和西方世界都不是恐怖分子的目标。恐怖分子的目标是美国：“是美国引起了他们的愤怒。它是我们现代发展的亮丽假象，是我们先进技术的一根利刺，是我们感知到的邪恶与不敬，是我们对外政策的迟钝表现。正是美国文化的力量穿透了每一面墙，介入了每一个家庭，影响了每一个生命，刺进了每一个头脑。”然而，大多数民主国家却坚持认为它们同美国一样遭遇了袭击。如果说9·11是对美国的袭击，那么西方也与美国无异，正如法国的著名报纸《世界报》的著名头版标题所说，“我们都是美国人”。 这个声明没能阻止布什政府发动“反恐战争”，以及入侵伊拉克的决定—作为反恐战争的一部分。随着侵略战争的展开，美国和欧洲在判断与观点上的差异再一次显露出来，大西洋两岸文明的冲突再现。这种冲突使得对美国持强烈批评态度的欧洲人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两百年前，**个欧洲人的联盟首先是在美国成立起来的。同时，布什政府的成员又要求美国人与欧洲传统划清界线。然而，很明显，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戴着面具的欧洲—反过来也是如此。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文明非常优越，这种带有宗教意味的信念古已有之。他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是应该通过暴力形式强加于他人身上，还是应该通过劝导的方式灌输给他人。早期的美国定居者选择了他们所谓的“新外交”一词，使他们的政策与欧洲君主的好战政策区别开来。当时还在詹姆斯·门罗总统的政府中任国务卿的约翰·昆西·亚当斯，这位未来的总统，曾于1821年7月4日说道：“美国不会到海外去寻找毒蛇猛兽加以摧毁……美国非常清楚，一旦它脱离自己的旗帜而站在别的旗帜下，也许这些旗帜是国外的独立旗，它都会陷入利益与阴谋的战争之中，陷入个人贪婪、嫉妒与野心的战争之中而不能自拔，因为这种战争往往打着自由的旗号，盗用自由的标准……美国也许会成为世界的独裁者。美国将不再是自我精神的主宰。”这便是美国的早期信条，即民意劝导远远高于军事力量。 同时，认为进步、自由和文明在必要的情况下要借助国内和国外的军事力量才能传播开来的思想，是法国人提出的，而非美国人。1792年后，法国革命者陷入了一种传教式的狂怒中，他们希望到国门之外作战，目的不仅仅是捍卫自己，而且还要传播文明与共和理想。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中，艾伦·布卢姆曾写道：“当我们美国人严肃地谈起政治时，就意味着我们的自由与平等原则以及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的权利是合理的，而且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都适用。”他*后说，只有立法手段才能“迫使那些不接受这些原则的人依此行事”。但是，认为在长期看来，只有当民主与人权在世界所有角落扎根后，整个世界才会安全稳定的想法，是地地道道的法国思想。根据这种思想，必要时是可以使用武力的。美国政治显然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 在讨论入侵伊拉克的可行性问题时，美国安全委员会中有着一种奇怪的思想交叉。美国人因为法国人不愿过早放弃外交努力而怒火中烧，而法国人的这种姿态令人回想起早期美国人的政策及其柔和地通过外交手段进行劝说的方式。与此相对应的是，法国人却指责美国人企图通过武力来传播自由与文明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却是地道的法国思想，而且只要圣茹斯特或拿破仑的影响依然存在的话，这也是巴黎的任何一届政府都愿意追随的思想。法国与美国的相互攻击，其实就是在鞭挞它们自己的过去。有了这种历史积淀的深刻洞见，美国与“古老欧洲”之间的冲突看起来更像是一出肥皂剧，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对抗，尽管这种“对抗”似乎愈演愈烈—一方是由美国副总统切尼和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为代表所表现出的毫无外交策略的笨拙，另一方则像法国总统希拉克这样的欧洲政治家那样，将希望寄托于梦幻中的力量。 欧洲侏儒与美国巨人 在与美国的政治与文化冲突中，欧洲人想到了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反讽。在讨论对伊战争的必要性与正当性时，“侏儒”一词成为新的政治词汇。美国官员首次称法国和德国为“道德侏儒” —作为对他们懦弱表现的惩罚。随后，这个称呼延伸到所有欧洲人身上，大西洋对岸的人都被称作“侏儒”，除了英国、西班牙与波兰。随之北约秘书长罗伯逊恭顺地保证，欧洲的国防开支将会大幅度迅速增长，这样，就没有人会再将欧洲人称为“军事侏儒”了。欧洲人要感谢美国作家罗伯特·卡根，是他将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侏儒”一词上的，这个词*早出现在政治哲学的论述当中，尽管卡根的做法也许是无意而为的。在他经常被援引的著作《天堂与权力》中，卡根开玩笑说，欧洲人大概是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的后裔，而美国人的先辈则是战神玛尔斯。这种差异简单明了，但是卡根也许根本没想到，这个区别在某种意义上用处极大。他提出这种有争议的差异，即崇尚霍布斯思想的美国人与推崇康德思想的欧洲人之间的差异—霍布斯的世界中永远有战争和冲突，而康德代表永久和平的世界。这种对比促使人们不得不再次阅读霍布斯和康德，尤其是对康德持怀疑态度的欧洲人。 其实一些人早已明白，当然许多人是在阅读之后才真正了解，康德的永久和平之邦只不过是幻想中的美妙天堂而已。其实几乎正相反，它是对现实政治—抛却道德考虑的实用政治—早期的、强有力的渴求，同时也是对现实政治局限性的追问。康德作品中的怀疑精神远非卡根所能想象。首先，“永久和平”是反讽性相当深刻的字眼，它来自“一个荷兰客栈老板的店标上的讽刺性题字，店标上的画是一片墓园”。永久和平属于死去的人，与活着的人无关。这是一个具有调节功能的思想，而非理想主义者对严酷现实的误解。在康德看来，我们也许对历史的演变寄予无尽的希望，而这种希望却因人性的缘故而有了边界，正如用弯曲的树木永远无法做出刚直的东西一样。在战争期间，康德的出版商请求他将其备受欢迎的文章《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进行与时俱进的更新，伟大的哲学家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当世界列强在世界舞台上进行撼天动地的表演时，康德写信给他的出版商说，“‘侏儒们’保持平静，不干涉、不介入世界上*强大力量之间的事务”是*好的选择。而《剖析忧郁》一书的作者罗伯特·伯顿早在17世纪就曾经写道：“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看得比巨人更远。”欧洲如果不与美国割断联系，就将是站在美国这个巨人肩膀上的目光远大的侏儒。能够合理合法地成为对抗政治狂妄和经济侵略的武器的是反讽，而非愤世嫉俗和幸灾乐祸。欧洲人实在应该感谢这位从康德身上挖掘出“政治反讽”大师特点的美国作家。 美国历史的反讽 当托马斯·曼即将完成《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一书时，他渐渐意识到，他不可能像他在**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撰写这本书期间所想象的那样，长时间坚持反欧洲、轻民主的姿态。这时，他从康德身上发现了政治反讽大师的特点，这令托马斯·曼心情舒畅。还有一些其他的反讽大师，比如亚当·米勒、弗里德里希·根茨、海涅、尼采和易卜生，但是康德是首屈一指的：“反讽。我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这自然是可能的；但是在我看来，这仅仅是因为人们不能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把握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永远不能赋予过多的伦理和政治意义。康德在经过一场惊人的但空前成功的认识论活动之后，在‘实践理性的设准’的名义下再次引介一切，使得他刚刚通过批判所粉碎的一切再一次成为可能……从这里我看到了政治反讽之所在。”另一个政治反讽的例子来自亚当·米勒，他给出的政治与治国艺术的定义与正义恰恰相对。他认为政治与治国艺术原则上教育我们“在具有历史进步性和绝对正义感的政府中‘表现出某种宽容’，用道德良心、常识判断、现在与未来以及实用性来与政治达成和解”。 假定托马斯·曼对这种政治反讽怀有某种忧郁的喜悦，那么尼布尔后来撰写了一本名为《美国历史的反讽》的书就应该不是巧合。尼布尔是另一位德裔的美国作家，他对托马斯·曼写出的“完美的反讽作品”印象深刻。美国历史上的反讽源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强国要在全球范围内行使权力的必要性。“我们的理想主义者分为两类：一类为了保持我们灵魂的纯洁，坚持放弃强国的责任；另一类却做好准备，让我们的行动涵盖所有善恶晦暗不清的地方，要通过他们狂热的坚持，使任何动机合理、目标正确的行动都必须且毫不含糊地取得胜利。”正是美国历史的困境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政治的困境造成了这种差异—是要过于轻松地逃避责任，还是对自己的美国有着过于强大的信心。尼布尔的书出版于1952年，今天开卷重读，人们马上就会理解，为什么这本书被称为关于反恐战争和第二次对伊战争的*佳书籍。五十多年前，尼布尔引用了一位欧洲政治家的话，这位政治家说：“美国权力在为美国理想主义服务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中，你犯错的时候我们无法提出改正意见，而你自己又能因为太过理想主义而无法自行修正。”为了避免这种过于高估自己智慧的纯洁性的危险，人们必须明白，“如果对美德中的反讽倾向寄予过高的、过于自信的期望，那么它就会转化为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