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

前言 2016年，承蒙王逢振先生错爱，我和陈静受其指导，共同主编了一本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新研究成果的文集：《问题意识与价值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王逢振先生是国内*早译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著名学者，对西马文论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王先生的理论造诣也保证了文集所选论文的质量及译文质量，此书很荣幸地被收入“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二辑”。 有了**本书的经验，同时还有王逢振先生的加持，我们决定再接再厉，力求通过我们的工作，帮助国内学者更好地了解西马文论研究的*新动态和成果，以促进与国际相关研究的对话和交流。 本书主题较上一本更加集中。*终选定的十篇文章有九篇源自内尔?拉尔森（Neil Larsen）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Marxism and the Critique of Value），此书主要内容是德国马克思主义价值批判学派的研究论述。这些文章*初是用德文发表的，后被翻译为英文，本书是依据英文版翻译的。 德国马克思主义价值批判学派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其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危机》（Krisis）杂志上。价值批判始于马克思，原是一项理论计划，具有激进的哲学意义和革命性。但马克思本人未能完成这一计划，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并发展了这项计划。 罗伯特?库兹（Robert Kurz）是价值批判学派*重要的思想家。本书收录了他的三篇文章，分别是《世界权力与世界货币：美国的军事机器在全球资本主义框架内和新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经济作用》（World Power and World Money: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the U.S.Military Machine within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Financial Crisis，2008)、《本体性断裂：在一个不同的世界史开始之前》（The Ontological Break: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a Different World History，2005）、《当代全球经济危机问答》（On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Crisis: Questions and Answers，2010）。这三篇文章分别讨论了挥之不去的全球经济危机阴影在其起始阶段已经表现出其因果关系，全球化是否已经走到尽头，以及正在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库兹于2012年去世，《当代全球经济危机问答》完成于2010年，根据对他的访谈整理而成。库兹在文中不仅细致讨论了经济危机，而且阐述了此时此刻对价值形式的批判所涉及的核心问题。他明确提出，关于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解决办法，不在于幻想重新创造出“良性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应该对价值和商品形式进行不受任何限制的激烈批判。在这种批判中，不要奢望保持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变。 克劳斯?彼得?奥特莱布（Claus Peter Ortlieb）的文章《问题与形式之间的矛盾：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在终极危机动态中的意义》（A Contradiction between Matter and Form: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oduction of Relative Surplus Value in the Dynamic of Terminal Crisis，2008），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路径，重新对“价值”“财富”“劳动”“危机”等概念进行了阐释。他的论点及基础仍然是马克思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所做的区分。文章提醒我们，资本主义社会为了追求财富而不断进行的扩张将冲破环境的极限，导致终极危机的发生。 诺波特?特伦克尔（Norbert Trenkle）的两篇文章被收录在本书中，分别是《劳动者的沉浮：现代男性批评》（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king Man:Towards a Critique of Modern Masculinity，2008）和《没有阶级的斗争:当前资本主义危机正在展开,无产阶级为何没有复兴》（Struggle without Classes:Why There Is No Resurgence of the Proletariat in the Currently Unfolding Capitalist Crisis，2006）。前一篇文章强调的是现代男性与现代抽象化劳动之间的辩证联系；后一篇文章根据价值批判理论，感叹阶级斗争的消弭，质疑阶级主体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效性，强调应该深入探讨阶级主体的范畴和意义。 恩斯特?洛赫夫（Ernst Lohoff）的两篇文章被收录在本书中，分别是《拆除界限，摆脱控制：商品社会和发生在去管理化及去民族化时代的抵抗》（Off Limits, Out of Control:Commodity Society and Resistance in the Age of Deregulation and Denationalization，2009）和《作为事物秩序的暴力和灭绝逻辑》（Violence as the Order of Things and the Logic of Annihilation，2003）。在前一篇文章中，洛赫夫证明了美国的“自由”和“保守”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自由的一方认为，福利国家拆除了不同阶级之间的界限，要奋起抵制福利国家商业化；保守的一方则认为，福利国家“摆脱了控制”，所以应该通过商品化对其予以废除。在后一篇文章中，洛赫夫反驳了当前关于资本主义的主流叙事中暴力逐渐消亡的论调，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和新兴起的西方自由主义与暴力难解难分的关系。 卡尔?海因茨?李维德（Karl?Heinz Lewed）的文章《普遍主义的序幕：现代社会形态下的伊斯兰激进主义》（Curtains for Universalism:Islamism as Fundamentalism in Modern Social Form），提供了一种对具有明晰政治诉求的伊斯兰教的描述。它以“文明冲突”假设为批判对象，对于伊斯兰教在第三世界反对殖民主义斗争中的作用进行了剖析。因为市场造成各种社会关系并存成为必然，而伊斯兰教极有可能只是一种文明的变体。就像一般与个别之间的辩证关系那样，在一个一般性的框架中，对个别利益的一般性追求无法保有其一般性的外衣。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冲突也反映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伊斯兰教也可能成为应对这种意识形态困境的一种“解决办法”。 本书选编的*后一篇《石油之后》（After Oil）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石油文化研究小组共同撰写的一本小册子。2015年8月，35位艺术家和研究人员齐聚加拿大的埃德蒙顿市参加“石油之后”（After Oil School）的研讨班。他们受邀共同思考生活在石油文化中对能源转变提出的挑战。在4天的时间里，他们按要求讨论、争辩，他们研讨的问题包括：（1）以史为鉴，什么样的文化策略可以激发并加速推进能源管理体制的转型？（2）能源问题如何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的政治力量观念及范畴？（3）能源的应用如何与关于现代性的表现形式和叙事缠绕在一起？相应地，艺术生产如何反映、批判并激发了我们对能源的理解和使用？（4）关于我们未来能源情况的想象现在已经明了的情景有哪些？在研讨过程中，他们对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想象性的解决方案。 本书选编的文章不仅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而且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理论借鉴。 本书即将出版之时，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这本凝结着我们共同心血和努力的作品，也可算是我们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薄礼，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 感谢王逢振先生在选题方面给予的指导和帮助；感谢喜慧超、贾菊花、马瑞和我共同完成所选文章的翻译；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杨宗元编审、张杰先生为本书的出版所做的工作；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罗晶女士，她的专业精神和水平使本书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全面的保证。百密难免一疏，书中不尽完善之处，敬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余莉 2019年10月于兰州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