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从一个人旅行开始(2019年新版)

十四岁的初次旅行 我小时候家里已经有私家车，每到周末父亲就开车带全家去离东京几十公里的游览区，如：箱根温泉、江之岛、三浦半岛等。大家玩得挺开心──除了我以外。不知为何，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特别会晕车，坐进车里闻到了汽油味就觉得不行了。所以，每次郊游，对我来说，痛苦跟乐趣一样大。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我从来没梦想过长大以后自己开车去远处。正相反，长大以后自己坐长途火车去旅行，才是我多年来的梦想。 当年我很喜欢看电视旅行节目《想去远处》，是作为国铁“Discover Japan”推销活动的一环节，一九七○年十月开始的，如今还在继续，已播放过差不多两千次。在节目里，填词人永六辅一个人坐火车去全国各地，访问名胜古迹，也跟当地居民亲切来往。他的目的地一般都是少有人去的小地方，渔村或山村等。总之，风景纯净，民情朴素，特别会激起城里人的乡愁。永六辅自己填词并唱的主题歌《想去远处》，歌词和旋律都相当多情感伤。“想走走陌生的小镇，想去远处什么地方。想看看陌生的大海，想去远处什么地方。遥远的小镇，遥远的大海，遥远的梦想，独自旅行。想遇见相爱的对象，想去远处什么地方。”我相信，那节目对国铁的营业额，贡献应该不小。 也有个电视节目，叫做《兼高熏的世界旅行》，是会说几种外语的女记者兼高熏每个星期去海外各地旅行做的报导。她一会儿去菲律宾会见当时的马科斯总统夫妇，一会儿去北欧访问当地民家，跟居民一起过传统节日。那是由泛美航空公司（后来由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赞助的节目。在当年的日本，兼高熏是人人皆知的著名人物，因为全日本只有她一个人能够那么自由自在地去世界各国旅游。节目从一九五九年开始，持续到一九九○年为止。*初芳龄三十一的兼高熏，*后是六十二岁的人了。前后三十年，总共播放了一千五百八十六集；主持人旅行的全程则达到七百二十一万公里，等于把地球绕了一百八十圈。 《想去远处》和《兼高熏的世界旅行》都是当时的我每周一定要看的节目。不过，兼高熏般的世界旅行，在一九七○年代的日本小孩看来，与其说是现实，倒不如说是天方夜谭里的故事。相比之下，永六辅式的国内长途旅行，只要再年长几岁，自己也应该能够去的。我父母在孩子们的教育方面属于放任主义。我想做的事情，只要不给父母带来太多麻烦，他们是不会加以阻止的。 十四岁的夏天，我有了**次独自坐长途火车的机会。那年，父母为一对新人做了媒，而那新娘是长野县山区出生的。在东京办完婚礼后，新娘双亲邀请我们全家人去长野县度假几天，父母欣然接受了。只是那年我读初中三年级，为了准备翌年的高中入学考试，早就安排好了暑假里参加补习学校的一些课程。我跟父母商量后决定：大家先坐父亲开的车出发，我则上完补习班后一个人搭中央本线快车往长野县，在目的地火车站跟家人会合。 长野县有十九世纪末欧洲传教士开发的避暑区，常常在少女杂志上被介绍。白桦湖、女神湖、清里、美丽原等地名，简直就是西方童话里出现的神秘场所，充满着醉人的各种想象。我非常高兴自己能够跟《an-an》《non.no》等时尚杂志的模特儿一样坐长途火车去浪漫的长野县。 从东京新宿火车站坐中央本线快车“梓号”往长野县，大约是三个钟头的旅程，需要事先订座位。当年我父母去外地总是开车，对铁路事务完全陌生，到底在哪里买票都不大清楚。日本国铁的大规模火车站设有所谓“绿色窗口”，乃跟一般窗口分开，专门为长途旅客服务，由当时的我们看来跟航空公司柜台一样难以接近。放任主义的父母不愿意参与女儿的独自旅行，我只好一个人处理订票事宜了。于是到家附近唯一设置“绿色窗口”的高田马场站，平生**次前往那神秘的柜台，好紧张地跟售票员说了旅行的日程和列车班次等。心中着实担心：如果人家说出我听不懂的语言可怎么办？结果呢，一切进行得出乎意料地顺利。售票员讲的果然是普通的日语。我根本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竟把看起来高贵无比的绿色对号票拿到手里了。 现在回想，我的旅人生涯就是那天站在“绿色窗口”前时开始的。因为旅行的本质就在于克服恐惧心，离开熟悉安全的日常生活，而往陌生的世界迈出**步。相比之下，三个多钟头的旅行本身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我只记得自己穿上跟《non.no》的模特儿一样的睡衣般宽松的长袍，戴上系了丝带的大草帽，也提着藤编的旅行箱搭快车，在四人座中靠窗户的地方占了位子。其他旅客问我是否一个人旅行，要到哪里等，可是我回答得不多，主要忙于扮演杂志彩页上模特儿的角色。不过，实际上我还是挺紧张的，不知不觉之间开始打瞌睡，醒过来时发觉，自己的口水湿透了长袍的大腿部分。在陌生人面前出丑，怪不好意思的。 火车很快就抵达了长野县。我在剪票处跟家人会合，乘坐父亲开的车，马上得面对晕车的痛苦了。模仿杂志彩页的时间维持得不长，在我梦里简直飞逝过去，感觉也其实不怎么过瘾。*令我难忘的，倒是早几天鼓着勇气一个人前往高田马场火车站的“绿色窗口”，平生**次向专门为长途旅客服务的售票员开口买票时心中感到的紧张，和后来拿到对号票而感到的满足。就是那成就感教我对独自旅行上了瘾的。 一水之隔 虽然我从小梦想单枪匹马闯世界，但是从来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去中国自由旅行，因为我的小学、中学时代，中国正处于“文革”时期，“竹子窗帘”（the Bamboo Curtain）闻名于世。直到一九七○年代，若有日本人去了中国大陆，绝对是参加什么代表团被邀请去的。一水之隔的中国，感觉上却比欧美还遥远。 不过，就是因为遥远，不少日本年轻人更加憧憬中国。有一本书叫做《旅行的技术：亚洲篇》，一九七六年在东京出版，内容是四个日本大学生单独去亚洲各地旅游的报导。其中一篇是东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从横滨坐苏联籍船舶贝加尔湖号，花五天四夜去香港，在罗湖边境远望大陆的纪录。一九七○年代价钱平民化的海外游只限于团体旅行，个人旅行仍旧相当昂贵，因为廉价机票还没普及到日本来。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船舶往往是离开岛国唯一的交通工具。那位研究生是一九五二年出生，大我十岁的藤井省三，一九七九年作为*早期的日本留华（大陆）学生之一到上海复旦大学念书，后 来成为著名的中国文学家，任教于东京大学。 我自己一九八一年上早稻田大学开始学中文，也到位于饭田桥的日中学院上夜校，一周三次。当时在日籍老师里，去过中国的人还不多。有位老师陪同旅游团去新疆乌鲁木齐，赢得了全校师生的羡慕。 记得有一晚课间休息的时候，有个同学谈起山口文宪写的《香港：旅游的杂学手札——出街、街坊、享受》一书，我也马上买来津津有味地看，后来藏书多年。一九七九年问世的那本书，是无业日本青年山口在一九七○年代初住在香港一年的记录，充满着香港平民生活的气息。他属于“团块世代”（日本战后的婴儿潮一代），一九六○年代末的全球性学运挫折后离开日本，在巴黎漂泊一年，回国的路上偶然停留在香港，被东方之珠迷住的。《香港：旅游的杂学手札》印象*深刻的部分，是作者请一个当地小姐打开书包，把里面的私人物品全部拿出来摆在地上拍照。图片中竟有避孕套，对日本读者的冲击可大了，因为保守政治家掌权的日本当时还没有解禁这魔法药。山口在书中介绍的香港平民食品，如叉烧饭、油鸡饭等，读起来挺有吸引力，教我口水流个不停，很想跟他一样去香港天天吃。但那只是香港，而不是大陆。 一九七○年代初，有些日本青年跟山口一样流浪世界。他们的“圣经”是小田实的《什么都要看》。一九四九年出生的纪实作家泽木耕太郎，在一九七四年忽然想起“从印度德里坐公共汽车去英国伦敦会怎么样”而带着全部财产一千九百美元离开了日本，他的**站也是香港。泽木后来把前后两年的欧亚大陆旅游经验写成长篇游记《深夜快车》共六册（台湾版《深夜特急》三册），一九八六年问世后引起日本年轻人的背包旅游热。但那是稍后的事情，而且那一代的流浪青年还进不了中国大陆。 流亡者的故乡 从二十几到三十几岁，我曾拥有过用不完的时间。当年我不属于任何公司企业，是无拘无束的自由作家，而且一个人住国外，身边没有家人亲戚，过的是没累赘的单身生活。因为收入不多，所以谈不上什么单身贵族，可是以自由时间的多寡为准，确实比世界上多数贵族还富裕。不管要放假多久去哪里，都不必取得任何人的同意批准。拿张单程机票走的话，按逻辑，能够游玩到用完全部财产为止。 自由吗？确实很自由。快乐吗？我倒觉得坐立不安。假如一直旅游，难道不是像风筝断线那样，将要永远飘浮于太空间？自由旅行什么时候变成无期漂流，甚至无期徒刑，连自己都没有把握。幸亏，旅游公司卖的来回机票一般都有时间限制，在一定时间内得回到出发地。于是当年我去旅游，尽可能买来回机票。有一年春天，从居住地多伦多去“中欧”旅行的一次，也不例外。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直到一九八○年代末曾叫做“东欧”。那不仅是地理上的划分，同时也是政治阵营的名称。经过一九八九年的天鹅绒革命和柏林围墙倒下，社会主义阵营崩溃；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直被苏联控制的“东欧”卫星诸国，也纷纷采用民主体制，并恢复使用“中欧”这历史性名称了。 冷战期间的多伦多曾有许多流亡捷克人居住。他们跟米兰??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之登场人物们一样，一九六八年，当苏联军坦克车开进捷克的时候，抱着悲伤的心情离乡背井的。事后二十年，他们的生活方式犹如超长期的旅行。因为捷克的教育水平很高，他们在流亡地也一般从事白领职业，经济上属于中产阶级，但是往往选择租赁房子而不肯置产。再说，双双逃出捷克的同胞夫妻当中，不生育后代的人也相当多。结果，实际年龄到了四十几、五十多岁，给外人的群体印象却如超龄学生，是他们把流亡当作“暂时性”生活的缘故，好比真正的生活是回到故乡以后才会再开始似的。 然后发生了一九八九年由剧作家哈维尔领导的天鹅绒民主革命。流亡捷克人个个都好兴奋，好骄傲。很多人相隔二十年回到故乡，跟家人朋友团聚。其中不少也马上在布拉格购买了房子。他们开始过真正生活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可是，一时的兴奋过去了之后，他们多数人还是回到多伦多来了。究竟是为什么，大家不大愿意谈。也许是二十年的分离在他们和亲人之间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也许是习惯了北美式生活以后，很难再适应古老欧洲的种种。也许他们发现了过去二十年在流亡地一天一天过来的日子，才是真正的生活。 总而言之，拖长的青春期要告一段落了。多伦多的流亡捷克人小区开始解体。一对又一对夫妻申请提前退休而搬去加拿大乡下买土地，开始过起自给自足式的半农民生活。“这么大的土地，在欧洲是绝不可能拥有的。”曾做过会计师的米罗舒说。“既然在加拿大落地生根，应该学会欣赏冬天吧。”他太太汉纳在多伦多做了二十年的护士以后，才开始练习越野滑雪。我忘了昆德拉怎样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结局的；不过，就现实而言，始终没有结局这回事，人生故事永远要继续下去。 多伦多是移民城市，一半居民是生在国外的。离乡背井的原因，人人不一样：战争、革命、贫困、家庭不和。无论如何，要是在家乡过的日子很幸福，谁也不会考虑移居外国。在这意义上，移民和难民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刚到多伦多的时候，被一个英文教师称为“文化难民”，一时心里很不好受，但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若是现在，我则会说：“请老师少管人家的闲事。”） 对每一个人来说，不幸是偶然的，故乡山河之美才是必然的。在国外过着流亡生活的人们，个个都讲到自己的家乡多么漂亮，妈妈做的菜多么好吃，故乡的人情多么浓厚温暖。退休到安大略农村的米罗舒和汉纳也不停地告诉我：古老的波希米亚多么美丽，布拉格的历史遗产多么丰富。他们劝我去一趟。 所以，还没去中欧之前，在我脑海里已经有好几层的故事：以莫扎特的钢琴曲和德沃夏克的交响乐为背景，卡夫卡讲述的历史社会和昆德拉描写的人生情感，以及不久前在电视上看过的民主革命，和朋友们谈的亲身经历等。既然拥有用不完的时间，我可以去很久。但我还是购买了有时间限制的来回机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