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陵谈诗

谈到我国旧诗演进发展的历史，无疑的，唐代是一个足可称为集大成的时代，只根据《全唐诗》一书来统计，所收的作者，就有二千二百余人之众，而所收的作品，则更有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之多，在如此众多的作家与作品中，其名家之辈出，风格之多彩，自属一种时势所趋的必然现象。面对如此缤纷绚烂的集大成之唐代诗苑，如果站在主观的观点来欣赏，则摩诘之高妙，太白之俊逸，昌黎之奇崛，义山之窈眇，固然各有其足以令人倾倒赏爱之处，即使降而求之，如郊之寒，如岛之瘦，如卢仝之怪诞，如李贺之诡奇，也都无害其为点缀于大成之诗苑中的一些奇花异草。然而如果站在客观的观点来评断，想要从这种种缤纷与歧异的风格中，推选出一位足以称为集大成的代表作者，则除杜甫而外，无足以当之者。杜甫是这一座大成之诗苑中，根深干伟，枝叶纷披，耸拔荫蔽的一株大树，其所垂挂的繁花硕果，足可供人无穷之玩赏，无尽之采撷。 关于杜甫的集大成之成就，早自元微之的《杜甫墓志铭》，宋祁的《新唐书·杜甫传赞》，以及秦淮海的《进论》，便都已对之备致推崇，此外就杜甫之一体、一格、一章、一句而加以赞美评论的诗话，历代的种种记述，更是多到笔不胜书。至于加在杜甫身上的头衔，则早已有了“诗圣”与“诗史”的尊称，而近代的一些人，更为他加上了“社会派”与“写实主义”的种种名号。当然，每一种批评或称述，都可能有其可资采择的一得之见，只是，如果征引起来，一则陈陈相因，过于无味，再则繁而不备，反而徒乱人意。我现在只想简单分析一下杜甫之所以能有如此集大成之成就的主要因素，我以为其主要因素，实可简单归纳为以下两点：其一、是因为他之生于可以集大成之足以有为的时代。其二、是因为他之禀有可以集大成之足以有为的容量。 先从集大成的时代来说，一个诗人与其所生之时代，其关系之密切，正如同植物之与季节与土壤，譬如二月早放之夭桃，十月晚开之残菊，纵然也可以勉强开出几朵小花，而其瘦弱与零丁可想；又如种桑江边，艺橘淮北，纵使是相同的品种根株，却往往会只落得摧折浮海积实成空的下场。明白了这个关系，我们就更会深切地感到，以杜甫之天才，而生于足可以集大成的唐代，这是何等可值得欣幸的一件事了。自纵的历史性的演进来看，唐代上承魏晋南北朝之后，那正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段萌发着反省与自觉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段时期中，纯文学之批评既已逐渐兴起，而对我国文字之特色的认识与技巧的运用，也已逐渐觉醒，上自魏文帝之《典论·论文》，陆机之《文赋》，降而至于钟嵘之《诗品》，刘勰之《文心雕龙》，加之以周颙沈约诸人对四声之讲求研析，这一连串的演进与觉醒，都预示着我国的诗歌，正在步向一个更完美更成熟的新时代；而另一方面，自横的地理性的综合来看，唐代又正是一个糅合南北汉胡各民族之精神与风格而汇为一炉的大时代，南朝的藻丽柔靡，北朝的激昂伉爽，二者的相摩荡，使唐代的诗歌，不仅是平顺地继承了传统而已，而且更融入了一股足以为开创与改革之动力的新鲜的生命，这种糅合与激荡，也预示着我国的诗歌将要步入一个更活泼更开阔的新境界。就在这纵横两方面的继承与影响下，唐代遂成为了我国诗史上的一个集大成的时代。在体式上，它一方面继承了汉魏以来的古诗乐府，使之更得到扩展而得以革新，而另一方面，它又完成了南北朝以来一些新兴的体式，使之益臻于精美而得以确立；在风格上，则更融合了刚柔清浊的南北汉胡诸民族的多方面的长处与特色，而呈现了一片多彩多姿的新气象。于是乎，王孟之五言，高岑之七古，太白之乐府，龙标之绝句，遂尔纷呈竞美，盛极一时了。然而可惜的是，这些位作者，亦如孟子之论夷齐伊尹与柳下惠，虽然都能各得圣之一体，却不免各有所偏，而缺乏兼容并包的一份集大成的容量，他们只是合起来可以表现一个集大成之时代，而却不能单独地以个人而集一个时代之大成，以王孟之高雅而短于七言，以高岑之健爽而不擅近体，龙标虽长于七绝，而他体则未能称是，即是号称诗仙的大诗人李太白，其歌行长篇虽有“想落天外局自变生”之妙，而却因为心中先存有了一份“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的成见，贵古贱今，对于“铺陈终始排比声韵”的作品，便尔非其所长了，所以虽然有着超尘绝世的仙才，然而终未能够成为一位集大成的圣者。看到这些人的互有短长，于是乎我们就越发感到杜甫兼长并美之集大成的容量之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