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经典文库第一辑(函套)

种粮不如“种房” 小陈村紧挨着大陈村，离小镇有20多分钟的汽车路程。10月28日，我随挂村干部程文启去该村八组观察收税，却意外地遭遇农民“种房”的事件。 所谓“种房”，多见于城郊接合部地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征用周边地区的农村土地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与这一趋势相伴随，一些城乡接合部地区的农民便趁开发之前，纷纷抢建住房，其中，除一部分是因为各种原因确需修建，且为政府部门同意之外，更多的却是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的违章建筑。对于这股在待征农地上刮起的抢建风，人们戏称为“种房”。 “种房”的目的是牟利，按农民的话说就是“赌开发”，即借“种房”捞取开发补偿。开发补偿有一定的标准，而且标准至少都在当地建农家房成本价的一到两倍以上，一旦侥幸“种房”成功，就等于发了一笔小财。因此，“种房”实际上又是农民的一种投资（机）行为，对此，人们戏称为“种粮不如种房”。 小陈村不靠近城郊，之所以也刮起“种房”风，是因为规划中的沪蓉快速铁路线要经过这里，而且，测绘部门实际上也已经来村里做过地形勘测。所以，按干部们的说法，铁路建设征用农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虽然国家建设用地的补偿标准不如商业开发性征地高，但老百姓算过一笔账，现行的补偿标准是每平方米拆迁房屋给200元，而大江区目前建农家房每平方米的成本价是100多元，多少还有赚头，这样，“种房”就有了利益上的驱动。 我们一走进村湾，便见满眼的砖红色，农户们正纷纷在自己的旧房上加层呢！有的加一层，有的加两层，有的加到了三层。据说，只要老房子的地基能够承受，就尽量地往上加。而一些农户则将自家的房屋向前后院落扩张，甚至个别房屋干脆就延伸到了耕地之内，大有借建房之机扩张地盘的态势。 我们来到了组长的兄弟家里，他的儿子也正在用红砖砌围墙。 围墙呈四方形，将整个院落围了起来。主人说，这是在让儿子操练手艺，以便日后好出外谋生。但是，码放在一旁的红砖却明显是刚买回来的新货，说是练手艺，这教育成本的投入也似乎太大了一些。 我本是来观察收税的，可转了大半天，农户缴钱的却不多，都说是手头紧，没有钱。没有钱倒也是理由，但整个湾子“种房”的事又做何解释？程文启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未必建房有钱，缴公粮就没有钱？” “哪里话，那都是借的。”农民们回答。 “我不管钱从哪里来的，只要上面不管，我也希望你们能多得些补偿，只是这公粮总还得缴吧。” 小陈村的“种房”吸引了我。程文启又告诉我，不仅小陈村，只要是规划中的快速铁路线所要经过的村湾，农户们都乘着有关部门尚未对拟占压土地上的建筑物进行登记和评估，大肆建房。而洲头村作为已经规划的开发园区，尚未搬迁的农户也早已玩起了这种“种房”的游戏。 无疑，土地占用，政府和开发商会对土地或土地上的附着物，包括房屋给予一定的补偿，但那只是针对合法建房，对于各种未经许可而私自搭建的违章建筑，根据规定，不仅没有补偿，还要予以拆除。果真这样，这些“种房”的农民不仅无利可赚，弄不好可能连本钱都要搭上，这个道理农民不明白？ “真要是这么简单，就不会有这屡禁不止的‘种房’风了。”程文启苦笑道，“镇里对这个问题不止研究一次，也拿不出什么行之有效的办法。”（附录1：101） 小陈村之行是我**次遭遇“种房”问题，一个月之后，我再次经历了这样的场景。 ………… 于是，我得以体会，“种房”农民那貌似无理与刁蛮的背后其实深藏着他们自身所寻求的理性，这种特殊的理性是他们长期生活于其中的底层社会的环境教给他们的，更是一定的社会现实和政策所形塑出来的。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弄清楚了作为阶级与群体的农民的弱和作为社区与个体的农民的强之间内在矛盾的联系。 很大程度上，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整个社会体制与政策并没有给农民提供一个公正与平等地表达和维护其自身权益的机会，才导致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也同样不会想到以一种更为合作与合法的方式来参与对于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及社会权利的表达。在前提并不合理的情况下，除非社会治理者以全控和高压方式促使农民“配合”，否则农民总是会以不配合或不合情理的“配合”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对于农民的这种不合作，若是站在不问前提是否合理、只问程序是否正确的立场（这往往是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基层和地方政府的*典型立场）上，农民自然就纯属不通情理的刁民。但是，如果我们肯进一步去深究这不问前提是否合理、只问过程是否正确的政策究竟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时，我们才能透过农民的“刁蛮”去发现他们作为社会底层的无奈与无助，才能去思考那种不问价值是否合理、只问程序是否合法的开发政策究竟是解放了农民，还是在以一种新的不平等与不公正方式继续剥夺他们。君不见一些地方的政府在加大对“城中村”“拆违”力度的同时，却又拱手将农民视为命根子的土地半卖半送地交给开发商，再让他们去开发各种适合人居环境（有人说那其实只是适合富人居住的环境）标准的豪宅，去建设各种能给地方领导人增光添彩的城市名片工程，去引进能给地方增加财政收入的各种企业。在这些豪宅、工程和企业中，又究竟有没有先建后批或边建边批的违章建筑呢？一想到这里，我竟至对究竟是谁在搞“违建”，“违建”的标准究竟该由政府还是法律说了算，以及究竟应该先杜绝哪一种“违建”这些*为基本的问题也犯了糊涂。 于是，我感觉到，农民“种房”，赌的是开发，赌注却是自己的尊严，农民以牺牲自身社会尊严的方式来给我们的社会虚构出一个强弱“错置”的场景，并通过这一错置的场景达到“以弱制强”的目的。对于如此狡黠而又居然有效的生存技术，我不知道应该是欣赏还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