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唯一真理观

关于痛苦与灾难——答阿坚关于《何为良好生活》的一点批评



阿坚他们那圈人，看来拿什么都不当正经，有时批评与自我批评却来得气势汹汹。这还不是因为他们反正不正经——由于批评猛烈或尖刻而不欢而散而翻脸的事儿时有所闻。跟那种猛烈和尖刻相比，阿坚对《何为良好生活》的批评太温柔了。我想，主要是因为自打我们三十几年前相识，我一直比他年长几秋。或者也因为公共批评总要比在小圈子内部批评起来克制几分。

阿坚一身都是本事，但我总说，论理是他的弱项。读这篇书评，倒觉得他读长篇论理不怎么费劲。无论褒还是贬，都在点子上。尤其下面这一点，切中肯綮：



“何为良好生活”这个书名太避重就轻，甚至画饼充饥了……觉作者没有大幅度论说诸如“如何面对痛苦”及“灾难”这样的问题。

我承认，这不仅是本书的根本缺陷，也是我自己的根本缺陷。



很多重要著述以极端的苦难为题，我这一两年读到，比如，贝尔特拉姆，执行编辑，《卡廷惨案真相》，普里莫·莱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安妮·阿普尔鮑姆，《古拉格：一部历史》，西蒙·威森塔尔，《宽恕》。读莱维的时候，我正在写自己这本小书，一边读一边感到自己应该罢手。这里抄上读莱维时的一段笔记吧：



他经历过大苦难，他不可能夸夸其谈，跟那大苦难相比，我们吃过的小苦都嫌轻薄，我们可千万别夸夸其谈。作家们，说得可爱一点儿，常在撒娇。理论家们，不能不对自己的行当感到沮丧。哲学这个行当必定隐藏着某种优越感吗？如果有，那种优越感是多么浅薄。我知道，世界不是奥斯维辛，我们不能以它为标准来衡量品德，衡量乐趣，衡量我们的小小苦乐，但有过奥斯维辛，它就会成为我们思考人性的一个永恒的坐标。



我不去讨论极端苦难蕴含着何种意义，或无意义；硬去做，一定会更加轻薄。我们不在那里，但我们不能不时时望向那里；这一点，感谢阿坚提醒读者，也再次提醒作者本人。

形形色色的伦理观念深深嵌入处境、情感、行为之中，在那里呈现出□生动的面貌，而以论理方式展开的伦理学只能从一个层面探照这些观念。在很多方面，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更有力地穿透时代的伦理经验。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越来越感到这一点。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以他一贯的尖锐与夸张说到“理论世界观与悲剧世界观之间的永恒斗争”，在理论家那里找到的是一派“亚历山大里亚式的乐天”。伯纳德·威廉斯也认为，对命运之无常、伟大之脆弱、必然性之可能成为摧毁力量，希腊悲剧诗人充满敏感，而这份敏感在哲学家的伦理学中消失了。

认识到这些会感到沮丧。不过，看清这一点，也有一份释然，看清“哲学的限度”，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道德哲学”在这个限度之内所能做出的独特贡献：概念辨析。穿透力或有欠缺，却仍有可能保留提供坐标之效。哲学不高踞文学之上，更不高踞于生活之上，但让我们愿它有时能协助我们反思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