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

“八十年代”作家的溃败和“80后”作家的可能性 复刊前的《今天》是1980年代文化记忆的标志之一。海外复刊后，《今天》亦经常会策划与1980年代相关的专题文章，年复一年的追忆与重述引发了一个问题，作为一段历史记忆的“八十年代”到底是可以共享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资源，还是已经固化成为一部分人的可资炫耀的文化资本，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2013年，《今天》的秋季号使我再次面对这个问题。这一期是“顾城纪念专号”，在一批纪念文章之外，还有青年批评家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一文出现在刊首。于是，一边是崛起于“八十年代”的文化英雄们对往事的缅怀和追忆，一边是出生于“八十年代”的文学从业人员在谈论自身所从属的年龄阶层在被“中国梦”所掩盖的艰难时世中的挣扎与困惑。无论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地编排，这种对比都显得意味深长。在这些1980年代成名的作家中，特别是与“朦胧诗”“先锋小说”（包括“寻根”“现代派”在内）这些创作潮流有联系的作家们，刚出现在历史现场，就在当时的文学批评的狂热吹捧中踏上“经典化”的文学史之路。1990年代中后期，当教育时，正是1980年代的那些作家们在文学史叙述中被塑造成为“文化英雄”的时候。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先锋作家们及其他们的创作成为“80后”这一代关于当代文学的*初印象和*高标准。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后来走上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之路，都与当初的文学史教育和引导性阅读有关。至少我身边“80后”的文学从业人员，大抵都有过这种类似的经历。可以说，这是与“八十年代”有关的两代文学从业群体*初的相遇，“八十年代”的精神资源也在这个层面实现了共享与传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联开始显得愈发脆弱和虚幻。首先，“先锋”在1980年代的政治/ 文化语境中意味着“反抗”“启蒙”“精英”等未受到质疑的现代性话语。“80后”们遭遇“先锋”的时候，正是上述话语在1990年代以后的市场经济语境中开始受到质疑、遭到污名化的时候。但是“先锋”中所包含的某些审美特质依然和当时还处于“抒情时代”的“80后”的理想主义情怀和阅读趣味不谋而合。更何况，当年的“先锋”写作又何尝不是文化英雄们在“抒情时代”的行为艺术呢？其次，随着阅读、知识、阅历的增长，“80后”们开始意识到文学史教育的不可靠。如果说，当年的先锋作家们是通过激进的“叙述”变革而闯进历史现场的，那么，将他们视为“经典”，甚至是可以与五四文学并举的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高峰，事实上也是经由某种“叙述”手段来实现的。因此“历史叙述”背后的选择性、策略性及其主导的意识形态与“先锋”经典化之间的关系，对于长大的“80后”而言不再是陌生的知识和事实。再次，具体到当下的文坛，“先锋”们如今的一举一动依然是文坛的焦点，所到之处依然是鲜花和掌声，似乎是他们的创作越来越好，依旧引领着文学的新风尚，也似乎是1980年代之后再无超越他们的作家出现。然而在我看来，与他们当年的叛逆的美学形象相比，如今的“先锋”们似乎在背道而驰，他们更像是话语的掌控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秩序的维持者，是文学场域内部权力和资本共谋的缩影。当他们年复一年地追忆、重构自己的英雄时刻或发迹前史时，当下与往昔之间的分裂就愈发显得明显。 面对这一切，杨庆祥们出路在哪里？一方面，曾经激励他们投身文学行当的“八十年代”的精神资源在当下似乎已经难以为他们提供经验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先锋”们对当下文坛权力/ 秩序的认同和共谋似乎也在暗示“八十年代”的精神资源只是用来凭吊和消费的历史遗迹。“怎么办？”这是“80后”面对自身的生存、发展困境而又无精神资源可资利用时表现出的清醒、焦虑和反思。但是，当这种表达出现一份——由当年的先锋们把持且其开放性、包容性乃至先锋性都并非如其标榜的那样的——刊物上的时候，问题变得暧昧与复杂起来。因为，杨庆祥描述、反思了造成“80后”困境的资本、权力、制度、精神等症候，却忽略了分析、反思与他的生存、发展关系*为密切的文学界的现状及其权力/秩序。因此，作为一名“80后”文学从业人员，我更愿意在杨庆祥的疏忽之处继续追问：昔日“先锋”作家们的当下创作基本面貌如何，是否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他们的当下创作与“八十年代”是否还存在某种关联，是拓展了“八十年代”的精神资源在当下的适用性，抑或早已背离当年的时代精神？如果说“先锋”们在当下的创作表现出一种守成、保守甚而是僵化、倒退的状态，那么杨庆祥们该如何处理这份遗产，是批判、切割或激活，还是寄身于当下的文学生态和权力格局中不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