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克什米尔到喀什噶尔:1900-1901

第四节 吉尔吉特和罕萨的古遗迹 中国史书中那些揭示性的条目向我们展示了吉尔吉特及其毗邻地区早期历史的一个短暂片段，除此之外，我们完全缺乏可靠的记载，因而目前根本不可能寻找到更多的关于那段历史的信息。 对当地传说和种族进行耐心研究，对古代遗迹进行系统寻找，无疑将能发现一些材料，很可能能帮助我们恢复前伊斯兰时期那个地区生活和文化的一些主要形态。在“个人报告”中，我描述了6 月 11—28 日循着吉尔吉特和罕萨的河谷直到兴都库什分水岭这一段所进行的一系列迅速而考验人心的行军。它们不容我进行上述那样细致的工作。 曼乃尔·施密特好心地提醒我，在吉尔吉特主河谷有现存于地面之上的佛教崇拜的遗迹。可是在这些遗迹中，我只有可能去访问其中的一个，即与吉尔吉特哨卡约 4 英里，离瑙普尔村不远的科尔尕合奴拉合入口处的大岩刻浮雕。这块浮雕在一块直立的岩石断面上离地 30 多英尺的地方占据着一个非常醒目的位置。这是一尊大佛像，高约 9 英尺，是刻在三叶花瓣形的浅凹槽内的一幅浅浮雕（图 1）。 浮雕所表现的是一个立佛，右手和小臂举到胸前。这个手势在佛教习惯中被称为施无畏印。他的左手下垂抓着袍的边缘。袍只在身体侧面臀部以下才显露出来，使得他的四肢完全裸露。所以这个塑像乍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裸体的耆那（又作胜者），而不是着袍的佛。 尽管佛像的造型和雕刻粗糙，但仔细研究照片仍可发现，本来要表现的是一个全身着衣的形象。绕着脖子和覆盖着右小臂的宽褶或镶边显示出古典着衣方式所应有的褶痕。在犍陀罗与和田雕塑中发现的类似姿势的佛像都一致地显示出与此同样的形态。吉尔吉特雕塑者努力呈现的类型，尽管并不完美，但与丹丹乌里克无数的灰泥浮雕无疑是同一类型。那些丹丹乌里克的浮雕可以从图 2 中看到。犍陀罗的希腊—佛教雕塑以及我发掘的和田附近热瓦克佛塔中的大型灰泥浮雕中，有大量此种类型佛像的更早时期的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提到的这一类型佛像的早期例子中，我们从没有发现类似吉尔吉特浮雕的那种手和小臂放在胸前的样式。施无畏印的典型特征是手掌外翻。在我们眼前见到的佛像姿势中，这个手势只能通过不自然地拧转小臂才能做到。而像我所描述的那些雕像中，小臂多多少少以上斜的角度向前伸，这个手势就显得非常自然。在丹丹乌里克的一座寺庙中，有作为灰泥墙壁装饰的一部分的小浮雕佛像，其中可以看到同样不自然的右臂和手势（图 2）。 不管怎么说，小臂位置的这种变化反映出艺术家在浅浮雕中不能表现出原始造型中那种自然的姿态。丹丹乌里克的灰泥雕像属于公元 8 世纪后半期。它们与这个不太高明的吉尔吉特岩刻之间的相似之处提醒我们，不应把后者的粗糙造型看成其历史特别久远的证明。在我看来，前面指出的那个围绕着塑像的三叶拱形浅槽正是它属于较晚时期的一个明证。之所以作出这个判断，是因为我曾对克什米尔的纪念碑上的这种建筑因素做过仔细研究，因而能够辨认出其形式的一个个发展阶段。另一个晚期工匠技艺的标记是袍子边缘，尤其是从那只形态自然的左臂垂下的袍子的边缘被夸张地突出了。这样很容易使未经训练的观察者误以为左手不是在撑袍子而是握着“一根棍杖或某种武器”。 排在三叶花形浅槽之外、连成五边形的深凿的方洞无疑是用于支撑一度用来保护佛像的木框。 彼杜尔夫上校已注意到古代灌溉工程的遗迹。这个遗迹可以沿着科尔尕合奴拉合河口的右岸即东岸仔细地加以追踪。我们在那里看到一些四壁是垂直岩石面、有相当深度且彼此之间深度相同的方形凹槽。设计这些方形凹槽显然是用来固定坚固的方木的。木制的水槽可以固定在这些方木上，把奴拉合河水输送到主河谷以灌溉农田。灌溉管道的位置之所以比奴拉合的碎石河床相对要高，是因为修这条灌溉管道的目的就是要把水输送到奴拉合河口 处引出的水所到达不了的山坡上。 这条灌溉管道修筑于一个较早时期，属于前伊斯兰时期，这一点可由那些深槽的完美凿刻得到证明——因为那种石匠技艺在这条河谷的人群中间久已失传。我们也许可以很合适地假定，在一个物质文化更为发达的时期，吉尔吉特居住着比现在更多的人口，因此，在比现在的耕地位置更高的山坡和冲积高地上，土地也被用作农田，因而需要灌溉；而在整个吉尔吉特河谷，为农业和果树生长提供的灌溉只能依靠旁边的支流进行。 既然谈到吉尔吉特的古迹，我就应提到曼乃尔·施密特少校及其他在吉尔吉特供职的官员曾写到过的在汗孜尔和尤提亚尔的毁损石堆。无论怎么说它们都应是佛塔遗迹的代表。虽然我没能亲自去查看，但是“帕米尔边界考察团”的报告中复制的汗孜尔（吉尔吉特哨卡之上约 9 英里的一个村庄）附近的石堆照片明显地支持上述结论。只是遗址的任何地方都仅仅显示出使用未凿石头材料的粗略的石工，所以，如不经系统发掘，很难作出关于建筑年代的结论。 我从吉尔吉特到塔格杜木巴什帕米尔路经罕萨河谷。无论是河谷、峰峦和冰川的艰险瑰丽，交通的自然困难，还是人口中种族和语言的奇异混合，都令人对这片山区倍感兴趣。然而，这些冰雪为冠的山脉和几乎同样令人望而却步的狭窄山隘，虽然使得罕萨直到我们的时代以前一直免遭外敌入侵，却也妨碍了这条河谷成为真正的交通线或因某种其他原因而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性。 这种隔绝有一个令人惊讶的证据，就是在中央罕萨还留存着一种与任何大语族（印度、伊朗、突厥、藏）都没有一点关系的语言——布里希斯克；而这几个语族就在离此处——兴都库什分水岭极东之点——不远的地方交会。同样，毫无疑问，这个在风俗、传统和经济状况方面都很封闭的聚落一定保留了许多东西，对研究者具有指导意义。 我沿着罕萨的崎岖道路匆忙行进，只能进行一些浮光掠影式的观察（图 3）。路上唯一一个我可仔细探源的古迹是在绕行于拉克普希大山（图 4）脚下的地方。在历史上有名的尼尔斯山口之上的河的左岸，我们接连经过一些高度开垦的小高地。其中，我们经过的**个高地上有一个叫作托勒的小村庄，村庄附近有一座毁损的佛塔。图 5 显示的是它西面的样子。这个佛教崇拜遗迹的位置如此暴露，而保存状况又相对较好，这一点很引人注意。它所遭受的唯一严重的损害发生在近期，是“现代文明进步”的典型后果——从 1891 年的战役结束罕萨被占领的时候起，佛塔南面基座处的砖石就开始被取走，用以修补离山路不远的一条临时便道。 这座佛塔由较为平整的天然石板砌成，依靠较硬的灰泥一层层大体平行地往上垒砌。粗糙的石砌部分的表面过去曾覆盖着一层同样的灰泥，在北面基座的上部和遮蔽得较好的线脚处我们发现附着一些这样的灰泥片。基底的*下层是10英尺见方的正方形，以现在的地面为基准，高度是 3 英尺 9 英寸。其上，边缘约错后1 英尺，为第二层。这一层同样是正方形，连上它 14 英寸高的突出的飞檐，高度也是 3 英尺 9 英寸。再上一层是八角形，连上飞檐，高度为 3 英尺 10 英寸。其上支撑着一个圆形的鼓状物，高 1.5英尺，上面同样接一层飞檐。在此之上是佛塔固有的穹顶。看起来这个穹顶*初是半球形，可是现在顶部已毁，现存的砖石从倾斜的鼓状底座算起，仅有 3.5 英尺高。从我后来在塔里木盆地察看佛塔遗迹的经验判断，也许可以假定，造成损害的主要原因是有人到小穹顶中心去“寻宝”，因为那里没准留着过去存放的东西。考虑上这种缺损，这个结构的整个高度不会少于 18 英尺，也许可达 20 英尺。 托勒佛塔的高度相对于底座尺度而言是很大的，这一点把它与我在中国新疆察看的其他佛塔鲜明地区别开来。中国新疆的佛塔中那些保存完好、可进行精确测量的，例如莫尔梯木（即今莫尔佛塔——译者）、尼雅遗址、安迪尔和热瓦克的佛塔，在其*初形态下，整个高度也仅与它们同地面接触部分的正方形基座的边长（也即底层建筑图的*大尺度）近似相等。另外的同样鲜明的区别是，在基座的正方形层之上引入了八角形的一层，以及在基座的每层之上和穹顶下的鼓状物之上都有一层很大胆地突出的、巨大的飞檐。从我熟悉的印度西北及其毗连的边界地区的佛塔中，我都举不出有类似鲜明特征的例子。但是这种特征中却有一种东西使人联想到斯克木和拉达克的乔尔腾的风格和一般特点，因而似乎表明着西藏对它的影响。 在尼尔斯和巴尔提特之间罕萨河深陷的河床边，每隔一定距离都镶嵌着一些小冲积高地。那是河谷中仅有的其中道路适于负载牲畜常年使用、道路维修无须借助现代工程手段的地方。从巴尔提特村（它也许是早期罕萨人首领的驻地）往上，通向塔格杜木巴什帕米尔的道路就进入了又长又窄的峡谷，罕萨河在此穿过兴都库什的主山脉。经过 6 天考验人心的跋涉，我们走完了穿越峡谷的道路。其间能够遇上真正的阿尔卑斯攀登中会遇到的所有困难，包括要翻越大冰川。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除非对徒步而行的人们，这些道路完全无法通行。要想通过这些山路运输什么东西，只能雇佣那些老练耐劳的山民。在被河流包围的大片荒秃的岩石冰雪之间和更为狭窄的支流山谷里，有极少的几块可耕地，这些山民便在那里想方设法生存下去。这些山脉极端恶劣的条件使得“小古合亚勒”的人口仅有几百户——“小古合亚勒”之名源于此地的瓦罕居民（图 6），他们是由瓦罕即古合亚勒迁来的。即使仅仅是为那些偶尔得到允许通过罕萨河谷的欧洲旅行者提供搬运工，对当地人的人力来说也已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如此的自然障碍面前，也就不能想象罕萨河谷怎么能成为贸易和一般交通的通路。 在离开罕萨*北的小村米斯噶尔（图 7）之后，道路的自然困难就减少了。到达罕萨河源头与妫水源头分水岭，同时又是罕萨河源头与塔格杜木巴什帕米尔的分水岭时，河谷变得宽阔起来。寇松勋爵在他详尽的《帕米尔备忘录》中曾强调了这样一个地理事实：兴都库什这一部分的分水岭在主山脉以北相当远的地方，而且高度要低得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终通向塔格杜木巴什帕米尔的奇里克和明塔卡山口在一年中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翻越，哪怕对于运货的牲畜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