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福祉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生的诸多变化给经济带来了冲击，其中*大的变化就是“信息革命”。这种科技转型大大提高了劳动者的平均生产率，但同时并未对所有经济部门产生同等影响。重污染行业在２０ 世纪６０ 年代之前的鼎盛时期就较少受到“高科技”的新“信息”部门的影响。因此，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从科技变革中获得相同的利益。事实上，有证据表明，熟练劳动者从信息科技中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非熟练劳动者，使得二十多年来教育回报率达到*高水平。教育的高回报率扩大了总体的收入差距，使富人更加富裕。与此同时，尽管企业裁员的趋势有所增加，但失业率仍处于３０年来前所未有的低位。同时，通货膨胀相对温和。 在**章中，斯蒂芬·丹宁格和雅各布·明塞尔研究了近期的科技变化（通过劳动者所体现的人力资本来衡量）对就业率、失业率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他们利用收入动态（Ｐａｎ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ＰＳＩＤ）和时间序列数据的横截面面板研究发现，近期科技的发展可以解释为何美国失业率下降了一半以上，以及为何美国通胀下降了约2/3。 在第二章中，埃尔查南·科恩、埃里克·约翰逊和吴英珠指出，全球化和科技变革导致了“技能匹配”的失衡。确切地讲，他们认为科技的结构性变化改变了对各类劳动力的需求，冲击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供给。 这种冲击会导致学历偏高和偏低的发生，形成劳动力市场的不匹配。利用美国当前人口调查（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ＣＰＳ）和中国香港的人口普查数据，他们进行了一项比较研究，概述了中国香港和美国的学历偏高和学历偏低现象。丹宁格、明塞尔、科恩和吴强调了教育回报率对学生的影响，但是科技促进供给变化的关键在于回报率（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ＲＯＲ）的变化对不同种族的影响。 在第三章中，苏珊·Ｌ.阿维莱特、米歇尔·Ｃ.麦克伦南和梅根·扬 发现回报率的增长会显著提高高校入学率，但不同种族受到的影响不同。 地区的教育回报率对黑人有影响，白人则并非如此，或许说明白人感受更多的是国家层面的劳动力市场，而黑人感受到的劳动力市场更偏向本地。 因此，科技实施的区域差异可能对科技变革受益者的种族差异产生重要影响。实际上，这些差异可以解释近期高校入学率在黑人和白人间的差异以及收入差距的发展趋势。 鉴于学校教育对理解整个经济趋势的重要性，必须准确衡量学校教育对收入的影响（以及学校教育对劳动力市场所有其他方面的影响）。社会科学家通常通过相关类型分析来获得这些指标并推断因果关系，但是这种相关性不仅不能得出因果关系，而且它们通常会产生有偏差的参数估计。 因为即使是复杂的非线性多元方程*大可能性面板数据估计，实际上也只是一种复杂的相关性。许多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也在寻求用不同的方法来梳理推论，其中一种方法采用“自然实验”，即其中人口样本随机归入特定类别，创建两个真正独立的比较组，然后研究人员就能够评估该类别的影响。彼时义务教育法律存在一个漏洞，使年初出生的学生在辍学时完成的学业少于年底出生的学生。约书亚·安格里斯特和艾伦·克鲁伊格在一篇重要的论文中利用了这个漏洞，通过假设母亲在几月怀孕与孩子是否有意利用这个漏洞无关，发现当前的ＯＬＳ对教育回报率的估计几乎不产生偏差。 在第四章中，约翰·邦德和大卫·Ａ.耶格展示了证据，质疑了安格里斯特和克鲁伊格分析中的一个关键假设，从而暗示他们的自然实验可能存在偏差。仅靠人力资本并不能完全解释劳动力市场的成功，心理变量也同样重要。 在第五章中，亚瑟·戈德史密斯、乔纳森·毛姆和小威廉·达里蒂进 一步模拟了心理学家Ｊ·罗特的中心观点：用控制观衡量并研究影响劳动力市场福祉的激励因素。潜在的心理学理论是指内化者（具有更强内部控制观的个体）重视自己在取得成功方面付出的努力，因此在面对困难时会更加努力。 鉴于当时人们已可接触到Ｊ·罗特在国家长期追踪调查项目（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ＮＬＳ）中使用的方法，戈德史密斯、毛姆和达里蒂便对这一假设进行了验证，发现这种激励因素可以提升收入、劳动参与度、 在职培训和工作满意度，大大降低了分工程度。 自从早期开展研究以来，我就意识到家庭内部的分工经常会导致专业化，使夫妻俩在终身人力资本投资和收入方面产生差异和分化。４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家庭的专业化水平随着初婚年龄的增长以及夫妻双方教育水平差异和年龄差异的缩小而急剧降低。因此我们发现，妻子的职业生涯经常优先于丈夫的职业生涯。 在第六章中，安妮·温克勒尔和大卫·罗斯利用威斯康星大学人口与生态学中心收集的全国家庭与住户调查（Ｎ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ＮＳＦＨ）新数据来研究家庭收入随着某配偶职业生涯较另一方获得优先权而发生的变化。 由于原始数据一般表明女性的离职率高于男性，因此许多人认为工作变化会对女性工资产生不利影响。艾立森·布兹和马尔科·弗朗西斯科尼通过英国住户面板调查（Ｂｒｉｔｉｓｈ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Ｐａｎｅｌ Ｓｕｒｖｅｙ，ＢＨＰＳ）的数据， 研究了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６年英国全职劳动者的离职率。不同于“相较于男人， 女人辞职更频繁，升迁机会更少”的流行观点，他们发现，若个人及其工作特征不变，性别差异就会消失。 然而，虽然男女劳动者的平均离职率类似，但是布兹和弗朗西斯科尼发现，在工龄长短、是否有小孩抚养、工会报销比例、婚姻情况和职业类型不同的情况下，男女劳动者的平均离职率会发生变化。此外，他们还发现对由劳动者引起的工作变动（辞职）和由公司引起的工作变动（裁员）加以区分是很重要的。 并非所有的工作变动或地域流动都出于人们渴望更好的工作机会。相反，许多人换工作的目的是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活水平. 在第八章中，斯特拉特福德·道格拉斯和霍华德·沃尔将移民流量数据的横向概率与收入指标结合起来，从而推断出加拿大特定省份的生活质量指标。他们通过残差分析来评估省级非金钱便利设施发现，不列颠哥伦比亚、阿尔伯塔省和新斯科舍省生活标准始终处于高水平，并且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以及滨海省份拥有*高的舒适度。 至此，本书每一章都涉及人力资本吸纳对获得工作和谋生的影响。但是，获得的工作类型有助于确定一个人积累财富的能力，这反过来会影响人们退休的决定。 在第九章中，亚伦·古斯特曼和托马斯·斯泰因迈尔将雇主提供的养老金方案详细描述与国家长期追踪调查项目—成人女性（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Ｍａｔｕｒｅ Ｗｏｍｅｎ，ＮＬＳ － ＭＷ）和健康退休调查（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ＨＲＳ）的调查数据相结合，以确定*近退休的或接近退休年龄的个体的养老金财富水平。古斯特曼和斯泰因迈尔发现，来自退休金的住户财富在过去２０ 年中增长了２０％ ～ ２５％ 。虽然男女养老金现值之比超过２比１，但女性的福利收入比率（即平均收益现值与平均累积收入的比率）高于男性。此外，由于女性的平均工作期限低于男性，因此她们的养老金价值增长速度超过男性。 如上所述，养老金的资产价值可以让人下定决心更早退休，但制度因素对此也有影响。 在下一章中，斯蒂芬·斯特恩和佩特拉·托德指出，爱德华·拉泽尔的强制退休模式有两重含义：（１）所有强制性退休计划均应依据提前退休条文；（２）面临强制退休的劳动者在强制退休年龄前不应再面临（或面临更小的）退休的可能性。接着，他们用历史数据检测**个含义，用国家长期追踪调查项目中成人男性的检验数据检测第二个含义。 斯特恩和托德发现了前者的正确性，但他们坚决否定后者。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这些结果可能会使长期合同与终身收入的人力资本模型的有效性受到影响。 公共工程项目可以帮助失业者在人力资本上投资。佛罗里安·克劳斯、帕特里克·普哈尼和维克托·斯泰纳在其计量经济学分析中检测了１９９０年两德统一后东德地区上马的公共工程项目是否提升了再就业的概率。他们使用双方程半参数模型来比较那些参加公共工程项目（ＰｕｂｌｉｃＷｏｒｋ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ＰＷＰ）者的结果与他们仍然失业的反事实结果，其中选择性和未观察到的异质性是不变的。他们发现在再就业前景方面，公共工程项目的普通参与者的表现比没有参加这种“培训”项目的失业人员更糟糕，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这些人在参加公共工程项目培训时会因为他人声称培训可能带来高薪而不愿选择一般的工作。他们猜测，这只是因为这些项目的参与者较于传统失业者对于找工作没有那么热衷。 政府政策经常给制定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现在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是有关医保覆盖普及的。现在大概８０％参保的美国人是通过雇主获得医疗保险的。若可以享受到国民医疗保险，人们对雇主的依赖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劳动力参与率下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艾立森·惠灵顿和德博拉·科博－克拉克估计了外部保险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方法是估计劳动力供应对通过配偶获得医疗保险的意义。他们借助1993年3月美国当前人口调查年度人口统计文件，研究了劳动力参与度和工作时长所受的影响。他们发现对于享有配偶医保的女性而言，参加工作的可能性平均降低19.5％，工作时间平均减少7.1~14.8小时。对于享有配偶医保的男性而言，参加工作的可能性平均降低4.1％~9.1 ％，工作时间平均减少3.6％。惠灵顿和科博－克拉克就此总结道，医保覆盖普及会导致劳动力参与度降低3.3％，并将平均工作时间减少46小时。劳动力参与度和平均工作时间的双减少将导致劳动力供应总体减少6.2％。 一篇有关地区工资和失业水平的新文献正在逐渐形成。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称之为“工资曲线”，他们提供了大量国际证据，说明高失业率地区的劳动者工资水平较低。诚然，若年龄、性别、种族、学龄、 “固定效应”等个人特征不变，那么失业与工资之间的弹性似乎都为-0.1。 在下一章中，卡斯滕·阿尔伯塞克等人使用北欧国家数据进行仔细的实证研究，其结论至少与“工资曲线”结果存在部分不一致。虽然他们发现，从长期看来，地区失业率与实际工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在考虑到地区固定效应时，他们发现北欧劳动力市场各地区之间没有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因此，这些结果可能会影响宏观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