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经典作品杂花生树

周氏兄弟 一 七十年代末，或者八十年代初，周家的第三代来找过我祖父。一男一女，是周作人的什么人，我一直没弄清楚，可能是孙子和孙媳妇，也可能是孙子与孙女儿。我当时正在读大学，是假期里，他们来了，指名要见祖父，我也懒得细问，把他们送到祖父房里完事。客人走了，才知道他们是周作人的后人，而目的是希望祖父帮忙。帮什么忙，已记不清，好像是为了八道湾的房子。吃饭桌上，祖父和伯父一边喝酒，一边商量这事，我自己的事太多，也没认真听他们说什么。只记得祖父心情有些沉重，因为他吃不准这样的事情，是否应该让周建人知道，周建人知道了又会怎么样。 周建人是祖父的好朋友，当时还健在，他们之间的友谊很漫长，好像在商务印书馆共事的时候就开始了。祖父后来参加民进，*重要的原因，也是老友周建人的劝说，在这之前，祖父一直无党无派，所谓民主人士。不止一个人问过这样的话题，那就是祖父和鲁迅关系究竟怎么样。小时候，我也这么问过祖父。后来书读多了，才觉得这问题可笑。周氏兄弟中，鲁迅要比祖父大许多，周作人也是，即使*小的周建人，也要大好几岁。熟读鲁迅文章的人，一定会记得收在《野草》中的那篇《风筝》，年长的哥哥欺负弱小的弟弟，以后又忏悔，故事叙述得很动人，文章中那个弱小弟弟的年龄与祖父相比，又成了不折不扣的老大哥，因此，以祖父的为人，绝不会僭越说自己和鲁迅如何如何，他绝不会闹出“我的朋友胡适之”这类笑话。祖父的好友俞平伯是周作人的得意弟子，鲁迅和周作人显而易见应该算前辈，是属于师长一辈的人物。 祖父感到心情沉重，是周作人的后人，为什么舍近求远，不去找周建人。这种事，以旁人的眼光看，论家属关系，周建人是叔公，论社会地位，周建人当时是人大副委员长，怎么说都是找他更合适，此时的周建人就在北京居住。清官难断家务事，很多事情说不清楚，祖父是一个极重亲情的人，他自己没有兄弟，因此很羡慕别人的兄弟怡怡。周氏兄弟的失和，差不多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兄弟之间的关系紧张，尤以鲁迅和周作人之间，*为极端。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作为不可替代的两座高峰，曾让无数的文学青年仰慕，他们的反目，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紧张关系不仅在生前，死后也影响到了各自的后代，鲁迅和周作人的后代之间，一直没有来往。鲁迅的孙子周令飞曾写文章披露，说周作人逝世以后，给周海婴寄去了讣闻，海婴考虑再三，没有参加追悼。 二 周作人在妻子死后半年多，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弟兄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戌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及今思之皆成过去，特加说明并志感慨云尔。 读周作人的晚年日记，可以发现许多夫妻不和睦的蛛丝马迹。周作人老婆是日本人，在中国人的传说中，日本老婆以贤惠闻名，但是信子却给晚年的丈夫，带去了连绵不断的烦恼。周氏三兄弟中，除了鲁迅早逝，周作人周建人都长寿，周作人死于“文化大革命”，若没有这场风暴，他很可能继续活一段时候。晚年的周作人，除了饱受政治运动的惊吓，老夫妻之间的吵架也是常事，当然主要是信子的胡搅蛮缠，所谓冷嘲热骂，*过分的便是大打出手，斯文扫地。这种无休止的纠缠，既多而且凶猛，难怪他要发出“苦甚矣，殆非死莫得救拔乎”的感叹，甚至生出“临老打架，俾死后免得想念，大是好事”的歹毒念头。周作人行文一向以平淡著称，在日记中，这类记录虽然仍有节制，有时也接近呼天抢地，恶意图穷匕见。他显然意识到自己的日记，有一天会变成读物，一日夫妻百日恩，夫妻间的事情，别人永远闹不清楚，因此专门写下一段文字，留作日后为信子辩护的依据。 这段文字的要害，于信子是撇清了，却牵扯到了周作人年长四岁的哥哥鲁迅和年幼四岁的周建人。周建人的前妻是信子的妹妹芳子，换句话说，信子既是周建人的嫂子，又曾是他的大姨子。夫妻性格不合，中途分手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信子站在妹妹一边，反对周建人也在情理之中。芳子和周建人分居以后，一直和周作人夫妇生活在一起。这姐妹俩谈到已在外面又和别人结婚的周建人，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 至于鲁迅，大家都知道有个朱安夫人，鲁迅和许广平同居之后，朱夫人和鲁迅的母亲鲁瑞老人，一直留在北京。抗战初期，周作人不肯南下做义民，后来又落水做了汉奸，其中有一条很无聊的借口，是有老母和寡嫂要抚养。这借口很难站住脚，又确实能蒙住一些人。其实自从鲁迅逝世，母亲改由周作人抚养，可以说天经地义，本来养老应该是所有儿子的共同义务。鲁瑞和朱夫人并不住在八道湾，八道湾的房子虽然是以鲁迅的名义登记，自鲁迅搬出以后，这里就成了周作人的天下。此外，查一下日期也就明白了，鲁迅是一九三六年死的，在这之前，母亲的费用一向都由他这个做老大的独自负担，死后，经济上做了安排，北新书局每月拿出三百元来，二百元给上海的许广平和海婴，一百元给北京的鲁瑞和朱夫人。抗战爆发，南北交通阻隔，接济时时中断，周作人才从一九三八年的一月开始，每月给母亲五十元，区区五十元对大名鼎鼎的知堂老人，又算什么。 一九三九年一月，周作人收下了北大任命他为图书馆馆长的聘书。此时的北大已是伪北大，这一步迈出去，犹如尝了禁果，荡妇初次接触男人，想回头也难。接下来，一发不可收，官越做越大，水越陷越深，一九四二年鲁瑞老人去世，周作人大办丧事，共用去一万四千多元。当时的钱急剧贬值，即使贬，这钱也太多了。如此隆重的葬礼，与其说体现了周作人的孝心，还不如说显示了他当时的得意。周作人写了一辈子好文章，此时却栽在了官迷心窍上，以周作人的学识，他如何不知道一个文化人下水的后果，但是仕途这剂春药，对知识分子的诱惑实在太大，一旦沾上，和吸毒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不妨想想他当时是如何阔绰和威风，那个平淡出世的知堂老人，突然形象全变了，穿狐皮衣裘，三天两头上馆子，小孩过生日，光犒赏佣人就两桌，家里奴仆*多时，竟然有二十三个人之多。 周作人做汉奸时表现出来的官场得意，是很多热爱苦雨斋文字的人不堪回首的一个噩梦，你无法想象自己倾心的一个作家，竟然会做出如此不明智的选择。记得有人专门做过这样的文章，把周作人下水当“督办”，说成是中共地下党的安排，由此证明周作人差不多是准“特工人员”。这种为周作人极力辩护的用心，也许是好的，可惜有些离谱，改变不了历史原有的记录。我曾见过日本友人清水先生的文章，说在这特定时期的一次聚会上，曾见到过已做了大官的周作人，说他穿着缎子袍褂，像过节一样，神采奕奕地坐在前排。沐猴而冠，对知堂老人来说，是*残酷的讽刺。这样的聚会，自然是当时的日方安排的，周作人倒是敢作敢当，实事求是地说过自己为什么要下水： 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相信自己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 比别人少一点反动，这大约也是事实，欣然从命，更是事实。为了短暂的荣华富贵，既留下一世骂名，还实打实地坐了牢，真不值得。在本世纪，知识分子坐牢常可以成为一种革命资本，然而周作人似乎活该，想翻案也翻不了。做汉奸好比淫妇偷人，小偷偷东西，无论什么充足的理由，别人都不会同情。用“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来形容周作人，也许*恰当不过，在是否“下水”这件大事上，他糊涂了，在记日记这种小事上，又太清醒。周作人只用了轻描淡写的一句“以余弟兄皆多妻”，不仅为妻子信子做了辩护，而且把所有过错轻轻一推，都推到了自己弟兄的“多妻”上面。周作人相信日后愿意读他日记的人，都是些熟悉周家家事的读者，这里面的微言大义，不说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