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现代艺术思想研究

　　 —— 第四节 《科学美术论》 蔡元培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zui）重要的教育家、思想家与美育家，梁漱溟曾评价蔡氏时说道：“蔡元培的功绩不在于学术，不在于事功，而在于开一种风气，酿一股潮流。”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期间，他明确提倡美育方针；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提倡以科学精神与方法创作及研究美术，并确定科学和美术为教育的两大方针。蔡元培的科学美术观，弘扬的既是一种对中国传统艺术与文化的改造精神，还包括东西方美术与科学融合的方法，他对科学与美术的求同存异，是其艺术思想在美育理论及实践中的具体反映，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 一、 科学与美术的方法求同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日益腐败，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威权之下，中国的国家领土和民族独立遭遇严重的危机，然而，蔡元培在19世纪末康梁变法之际，却深深埋头于对西方知识的狂热学习中，在此期间，他大量阅读并深入思考，（zui）终决定从思想入手改造中国，并以教育为出发点。此后，蔡元培非常注意将西方的科学方法引入中国教育。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任首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他颁布了符合现代科学的教育方针，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德育、世界观教育、美育，五育来源于西方大学教育思想，也体现了他对中国旧教育审时度势后的改造，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在教育方针中明确提出了“美育”的主张，由此可见他对美术的重视。五四运动之际，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鼓励科学教育方法的实施，由而，陈独秀正式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科学不仅明确成为蔡元培提倡新式教育的目标，更成为他后来推动中国近代美术发展的一面旗帜。 在北大就职时期，蔡元培组织成立了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他提倡以研究科学的精神研究美术，将科学与美术并举为新教育之要领，这种思想贯穿于他一生的教育思想中。面对中国古代绘画后期创作中的流弊，蔡元培力倡“实物写生论”，曰：“昔人学画，非文人名士任意涂抹，即工匠技师刻画模仿。今吾辈学画，当用科学之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129]中国古代文艺创作，一向重视知行合一，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创作的前提，这说明理论素养和实践体验是修身的两个重要向度。在古代绘画中，唐代画家张璪曾在《绘境》中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至于五代画家荆浩基于大量写生实践所写的《笔法记》，清代画家石涛于《苦瓜和尚画语录》中提出的“搜尽奇峰打草稿”无不证明了中国传统绘画创作一直有面向客观写生的传统。但是无法否认，宋元以降，中国绘画的确在审美追求上发生了重要转向，尤其强调画家主体的表现与心性的抒发，从苏轼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130]到倪瓒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131]发展至清代，以“四王”为首的画坛正统将摹古奉为万古不移的圭臬，以“无一笔无来历”为标准，这种对古典审美法则过度的追求一味拘于书斋，其创作方法（zui）终成为中国现代美术首要的攻击对象。蔡元培显然注意到了中国传统绘画创作中“写意精神”所面临的冲击，他希望在中国画创作中引入科学方法，在1919年新青年提出“美术革命”之前，蔡元培的科学美术观实为开风气之先的言论。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中，美术的地位尤显重要。在《美术的进化》一文中，他将教育的内容归纳为“不外乎科学与美术”，蔡元培的一生，虽穿梭于文化、政治、教育等各项繁杂事务中，对始终热衷于推动美术及美育事业的发展，并始终坚持将科学精神引入中国现代美术创作中。 美术与科学，是蔡元培弘扬其教育理念的两面旗帜，一方面，他主张将科学精神贯注于美术事业中；另一方面，他希望因美术而辅助科学研究的深入。在湖南第1师范的演讲中，蔡元培专门论述了美术与科学的关系，他对二者予以区分，指出科学注重概念而美术重视直观。由于时局动荡，举国的有识之士皆以实用之工艺为学习目的，此时，蔡元培高瞻远瞩地看到美术对于科学的助力。他认为“专治科学，太偏于概念，太偏于分析，太偏于机械的作用了”。因而，“抱了这种机械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不但对于自己竟无生趣，对于社会毫无爱情，就是对于所治的科学，也不过‘依样画葫芦’，绝没有创造的精神。”在蔡元培看来，由美术所引发的兴趣可以赋予人生更有意义的生活，并在科学研究中增添活泼的精神，这种审美价值观是许多重视实利的精英知识分子所缺乏的。在当代，现代教育日益专业化的分工使得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俨然成为对立的双方，随之而来的则是专业教育所产生的单面化特征。此时，回顾蔡元培的科学美术观，他提供的则是一种培养综合素质的全面视角。 首先，蔡元培从哲学角度分析了美术与科学的学理之异同。“叔本华也说，美的生活，是以脱因果律而自由观照为特色。这就是与科学不同的一点：科学完全以因果律为标准，而美的对象，给我们观照时，可以（jue dui）自由，不要再问到别的。”在美学思想上，蔡元培吸纳了席勒、康德等西方各家学说，对于美术的起源、本质和价值等方面的论述，显示了他的艺术思想受到了西方唯理论与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其次，蔡元培的美学研究方法受到了摩曼的影响，他发展的实验美学源于实验心理学，强调科学知识的实际应用，其现代科学的方法与中国传统的审美观照沟壑分明。在《以美育代宗教》的系列演讲中，蔡元培持有的观点是，科学进步从而导致宗教的衰微。这种观点是西方启蒙时代认识论的一个缩影，由于对科学技术的崇尚，使得蔡元培的美育观打上了深深的科学烙印。 蔡元培的美学研究方法论运用了多门现代科学方法，他依循社会进化论和生物学方法，参照人类学和民族心理学对美术作品进行逻辑与实证分析。在分析美学对象上，蔡元培跳出主客体的二元对立藩篱，同时看到自然美和艺术美的价值，他敏锐地捕捉到，艺术于自然美之外存有其独立的审美价值。根据色调的调和从而引起人们视觉及心理的反应，蔡元培从自然美追寻到心理感受，对于视觉比例的关系组织，蔡元培在数学、美学、心理学之间做出了科学架构，他的美术理论既源于他对西方绘画理论的熟稔，也是他对不同学科的综合，这些审美理论分析开启了中国近代美学研究的先河。无论是从其个人的美学研究，还是在支持艺术教育与艺术创作方面，蔡元培一直主张引入科学方法以改造中国现代美术，从而在科学精神与美术精神的统一中，拓展与深化美育实践。 二、 科学与美术并举的教育方针 从20世纪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蔡元培的“科学美术观”适应了时代潮流下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需求，旧的美术需要革新，急需美术观念的创新和美术创作方法的改革。蔡元培倡导以科学方法引导美术创作，以美术思想促进科学研究，同时，他并未停留在对美术和科学的理论阐释层面，而是将口号转化为行动，将科学与美术并举为教育方针，并在实践中推动二者的互动发展。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高等美术教育蓬勃发展，北京国立艺专、上海美专、杭州国立艺专等一批以现代科学方法教学的美术院校纷纷成立，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一大批艺术家在其美育思想的影响下坚定追寻着科学与美术融合的现代美术之路。 作为一名杰出的教育家，蔡元培坚信科学和美术的进步能为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他看到了科学与美术之间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他的学校美育方法基于对科学精神的引入、社会美育方法则体现了他的民主意识，他在暑期讲习班对社会平民宣传科学与美术，在华法教育会的演讲中提出：“夫人道主义者，所以实现正当之意志也。而意志之进行，常与知识及感情相伴。于是所以行人道主义之教育者，必有资于科学及美术。”[132]蔡元培以传授知识的途径启蒙了该时代的艺术发展，使中国现代美术围绕着大众化和平民化的主轴而展开。在蔡元培美育实践的推动下，中国现代美术展现出“追求科学”的新气象，鲁迅提倡的新木刻运动，徐悲鸿的现实主义创作，刘海粟的表现主义以及林风眠的“中西融合”，虽然创作方法面貌迥异，却都试图以西方科学的创作方法解构中国传统美术创作，换言之，蔡元培所引领的这一科学美术的时代潮流在反抗着封建意识形态中的精英审美价值观，不断推动着大众审美水平的提高，这正是蔡元培普及科学与美育的目标。谈到世界观和人生观，蔡元培说道：“纯理之科学、高尚之美术，笃嗜者固已有甚于饥渴，是即他日普及之征兆也。科学者，所以祛现象世界之障碍，而引致于光明；美术者，所以写本体世界之现象，而提醒其觉性。”[133]蔡元培的美育学说，从家庭美育扩展到学校美育、社会美育，强调以科学和美术的结合方式普罗大众，使科学与美术成为塑造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要途径。 在蔡元培对科学与美术的论述中，美术的概念小于美育，而当代的美术同样不同于20世纪初所宣扬的美术。可是，作为一种外延广泛的概念，蔡元培提出的美术内涵较为丰富，是绘画、书法、雕塑、建筑、文学、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体，其性质与当代艺术基本相同，在现代文化整合的平台上，科学与艺术面临着新的融合。 当代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李政道曾将艺术与科学形容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分别代表着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艺术和科学都基于人类的创造力，都追求着普遍、永恒而深刻的真理。蔡元培对科学与美术的异同早有论述，在同一时期的其他学者那里，也有相似观点。1922年4月15日，梁启超曾在北京美术学校演讲《美术与科学》，梁启超演讲称“美术是情感的产物，科学是理性的产物”“科学源自美术，受真美合一的观念影响，故求美以求真为前提”。在归纳总结中，梁启超提出，美术和科学有共同的母亲——自然，研究美术和科学的关键在于观察自然。具备深刻的观察力，是美术家成功的关键，更是科学进步的取向。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家，梁启超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中为中国文明提出希望，希望中国未来能有“科学化的美术”与“美术化的科学”。梁启超对科学和美术的分析与蔡元培的观点基本相同，蔡元培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提倡的“实物写生论”即强调科学创作的基础应源自对自然观察力的培养。 科学和美术都有着抽象的精神，二者均属于哲学范畴。在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积淀中，科学的研究富有哲学的领悟，而美术的自由想象和科学的逻辑思辨并非绝对的对立。无论是蔡元培、梁启超还是当代学者，均例证了科学与美术的融合有助于创造力的挖掘和丰富。在世界一流大学如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核心课程中，新生入学的前两年需花相当多的时间首先学习艺术人文等重要课程，在此基础上，为下一步的科学研究奠定坚实的人文基础。将美术为代表的人文精神作为科学研究的前提，这与蔡元培提倡的“以科学精神贯注于美术研究”的教育主张异曲而同工，二者都以彼此的融合促进为目的。 文艺复兴以来，美术与科学是平等互生的，现代科学崛起后，美术与科学却走向分离，美术尤其被边缘化。蔡元培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就职期间提出的科学美术观显然是具有长远目光的教育战略。数十年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呈请教育部增设艺术系，文曰：“我国用积弱之余，惟历代之艺术品，尚能引起世界之尊敬。有识之士，见我国人在此方面之成就而知我民族精神力量之伟大。我国人所可引以自豪以恢复民族自信心者，亦惟在此。”[134]清华大学希望通过增设艺术系和训练专门人才，普及美育，将美术与科学相结合。虽然，该计划因故搁浅，但该校重视科学和美术的教育思想可见一斑。在蔡元培提出科学化的美术近百年之际，清华大学终于在1999年正式成立了美术学院，并在大学开设人文艺术素质课程，以加强科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在一所以工科见长的中国高等学府中，清华大学大力发展艺术是中国当代日渐普及的美术教育的一个缩影，同时反映了蔡元培提倡美育为后世留下的巨大影响，他融合科学与艺术的思想，为中国当代科技、文化、生活诸方面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代，不仅“科学与艺术”的论坛与杂志应时而生，在四川大学，以促进科学与艺术共同发展的实体教学楼与试验平台也建立起来，由此可见蔡元培“科学与美术”并举的教育方针在现代的影响力。 如何看待中国新教育的趋势？蔡元培谈到，新教育的意义需要包含“养成科学的头脑”和“提倡艺术的兴趣”。蔡元培希望通过科学和美术以提高国民素质，这一愿望在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命题“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化风俗”中曾有过探讨。卢梭给出了否定答案，原因在于科学和艺术容易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种现世文明的指南针与人民的理想相悖逆。显然蔡元培也曾意识到科技的误用将反作用于文明的发展，但在工业和科技极其落后的社会条件下，中国急切需要实业与信仰作为支撑，所以他认为以科学和美术作为教育宗旨是符合时代的选择。他将科学与美术概括为求真和求美，从真、善、美的角度进行阐发，以求真的方式将美学理论付诸美育实践。 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中，美术与科学各自孤立，很多矛盾体相应而生，机械性与审美性的对立、知识与情感的角力、感性与理性的分裂、经验与直觉的冲撞，笛卡尔以来哲学二元论加剧了科学与审美的冲突、知识与想象的剥离，使大众在现实世界中失去对科学和美术的共同信仰，从而拒斥了现代条件下的审美欣赏。 在蔡元培看来，科学是有用的学问，美术则应注重超越功用的审美。但是，“美术的进步，虽恃吾人的想象力；而表现的技术，不能不借助于科学。”[135]蔡元培以科学精神和方法改造中国本土的美术，对中国现代美术创作和观念的变革影响至深。在中国传统美术向现代美术演进的过程中，陈陈相因的审美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现代美术的发展。在蔡元培看来，西方科技的进步能够推动美术的发展创新，这正是20世纪初中国美术所缺乏的推力。 20世纪，有一个很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却产生于17世纪的西方，尤其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本人在《中国科技史》中对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实用之学和“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加以分析，并指出这些因素是造成阻力的重要原因。同样，该命题适用于分析现代中国的美术发展状况。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以儒家为首的传统文化和思想制度均受到了猛烈的抨击，美术革命以来，中国美术发展开始以西方的科学方法为创作的标准，而新式美术教育的方法也一律采用了西方的创作方法。 透视、解剖、色彩等科学理论和实践一度将西方再现艺术发展推动到求真的（ding feng）。在形式更新、技术改良和观念创新方面，西方的美术和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蔡元培批评指出，中国画创作过度拘泥于模仿传统，以致失去了创造力。他不断地介绍和宣传西方的美学与美术创作观念，提倡科学与美术的结合，在《美学的研究法》中列举格罗绥(Grosse)的《美术科学的研究》与司马茖(Sihmarsow)的《美术科学的原理》等著作，以证明发展科学美术的重要性。近代以来，传统中国文化日益遭受质疑，伴随着皇权专制的解体，社会政治亟待稳定的一统。在此背景下，蔡元培大力宣传启蒙思想和科学方法，同时寄望以情感审美弥补科学和理性的不足。西方的启蒙现代性导致了科学与艺术的分立，蔡元培却一直在强调科学与美术的融合，他希望将知识与情感、感性与理性、科学与艺术结合起来，以此建构科学美术观，在国民的情感与理性之间架构起审美与信仰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