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流血的革命:素食主义文化史

推荐序 《不流血的革命》是一本精彩有趣的书，它以素食主义为线索，讲述了近四百年来的欧洲文化发展史。 在欧洲文化的语境中，发生在1688—1689年间的英国“光荣革命”常被称为“不流血的革命”，因为那是一场没有暴力冲突和流血牺牲的革命。本书也名为“不流血的革命”，但它与英国的“光荣革命”没有关系，而是特指“饮食革命”。也就是说，从以肉为主的饮食习惯尝试转变为素食，同时以素食的方式来重新审视人与动物、与自然环境、与自身健康等的关系，由此试图建构一种新的生态秩序和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素食这场“不流血的革命”或许更为“光荣”。 谈到素食，人们心里闪现的**个词可能是“动物”，第二个词可能是“营养”，第三个则可能是一个问题（不妨把它称为“素食问题”）：“关心动物与我获得营养（健康），哪个更重要？”我们会发现，在“常识”的意义上，“素食问题”间接地将人的生存与动物的生存对立起来，使道德关怀和责难在“困境”中展开张力，也使得这种思考具有剧烈的冲突性。不过，“素食问题”所带来的“困境”并非真实的困境，我们需要以科学重新审视“常识”。人们普遍认为，长期匮乏动物性蛋白质等营养元素，可能不利于健康，甚至可能导致疾病。但事实上，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在广义素食的意义上（这时食料范围包括植物和藻类，还包括蛋类和乳品），素食可以完全提供人类所需的每一种营养物质。换言之，素食与全面膳食（这里特别说明，以营养学的规范术语表述，与“素食”相对的概念是“全面膳食”，而不是“肉食”），在营养物质供给覆盖面的意义上，没有任何差别。除非是处于供给不足或种类单一的境况，目前的营养学研究尚未发现素食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反而是，在流行病学研究的意义上，素食对健康具有明显的正面影响。因此，那种“常识”只是人们长久以来的一种偏见。在现代科学之光的启蒙下，相信越来越多的偏见都将逐渐呈现出背后的真相。当然，素食主义并不是仅仅出于关怀动物，它更是出于对人的健康、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资源分配、社会正义、生命意义等多重主题的关切。素食主义处理的不仅是人与动物的关系，更是人与人之间，乃至人与心灵之间的关系。这些更为深入的议题，都在本书中有相关的精彩讲述。 作为一种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社会思潮，现代素食主义诞生在工业社会。其社会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其一，物质生活的足够丰富为人类反思饮食提供了可能性。素食观念古已有之（往往伴随着宗教而存在），但就如同饥饿时不可能考虑节食，食物匮乏的情境下也无从谈论素食。故而在古代，无论选择何种饮食方式，宏观而言都是被动的妥协。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后，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使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物质条件对基本生存需要的束缚。人类在饱食之余开始思考饮食的由来与意义，素食从此才是出自理性的选择，方生成伦理的意义。其二，破坏自然引发的灾难为人类反思饮食提供了必要性。19世纪以来工业的高速发展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地球母体的自我修复功能，严重受损的自然以复仇者的身份闯入人类生活，给人类带来了应对不及的灾难，生态和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使人类不得不重视起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明确指出，以肉食品为生产目的的动物养殖业和石化燃料的使用，是全球环境恶化的两大主因。素食主义作为环境保护中重要的主题，其严肃性日益突显。 众所周知，饮食习惯与思想观念具有高度的同构性。在现代素食运动诞生以前，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全面膳食者。那时零星的素食者由于行为私人化，或作为少数群体局限于特定地域，因而没有影响到全世界主流社会的价值观。现代素食主义思潮的出现，为原来的饮食观念世界展开了一个新的境域。自此，环境保护也好，动物保护也好，不再仅仅是“我们”对自然生态的宏大叙事，而是内化成为每一个“我”直接面临的生活抉择。在个体*日常的饮食行为中，伴随着“吃还是不吃”的思索，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无声地逐渐生成。尽管这种抉择是私人性的，尚不具普遍的伦理规范力，但随着对未经反思的生活经验的重新认识，素食主义或将成为人类未来生活的新伦理观。 本书的英文书名直译为“不流血的革命：1600年以来的素食主义文化史”，严格来说，如果副书名中加上“欧洲”两字会更为精确。毕竟本书没有涉及欧洲（和作为欧洲殖民地的印度）以外的全球其他地区，特别是，没有涉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当然，考虑到本书原本是面向欧美世界的读者，本不必苛求。然而，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世界素食观念的发生和发展史，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它们在历史上一直以蔬谷为主要食物，则有着更为深厚的素食传统。法国思想家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就说过：“中国伦理学的伟大在于，它天然地并在行动上同情动物。”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东方与西方都在致力于生态共同体的构建，以期将人类与鸟兽草木、与山河大地的命运紧密联结起来。 本书的繁体中文版由两位台湾学者翻译，笔触华美，文意传神。考虑到两岸在一些语言表述上有习惯用法的差异，同时繁体版中也有一些可以理解的讹误，所以在充分尊重繁体版的基础上，我对本书译文进行了重译和修订，一些段落整块重译，历时约一年。在这一过程中，天津音乐学院外语教研室张烨副教授和天津医科大学优秀硕士生牛荣荣，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精力！湖岸出版的景雁先生给予了充分耐心和大力支持，编辑韩松先生严谨细致地审读了全稿，并给出了切中肯綮的建议！在此对以上诸位表示深深感谢！ 舌尖之上是对美的品味，舌尖之下是文明精神的蕴含。愿素食带给万物更多的善与美。 王汐朋 2019年10月于天津医科大学 引言 当威斯奈尔搬到乡下，必须亲手烧烤活生生的鸡时，他的腿软了。“我劝你现在就把它勒死，”朋友彼得焦虑地说，“免得你和它变成朋友。”“我做不到啦！”威斯奈尔说道，“你看它楚楚可怜的眼睛。”这场对话是布鲁斯·罗宾逊的电影《我与长指甲》（1987）之中的一幕。1714年，哲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也有此困惑。“我怀疑是否有人能**次杀鸡就上手，而且一点也不感到歉意，”他有几分挖苦地说道，“但是人们却心安理得地享用着从市场上买回来的牛肉、羊肉和鸡肉。”西方文明孕育出爱护动物的文化，但同时又认同人类具有宰杀、吃食动物的权利。今天，人们似乎在同情心与食欲间找到了平衡点，而寻找符合自身味蕾的生活方式也相当简单。“素食者”（vegetarian）一词创造于19世纪40年代；1847年，“素食协会”出现了。虽然不时遭到消解或忽视，素食主义一直风起云涌。而在此之前，吃肉，作为一个公众议题，不仅关乎人类饮食选择，更关乎人在自然界的地位。 工业革命之前，应否吃肉是*激烈的一个辩论话题，人们希望以此定位人类与自然界应有的关系。*根本的问题是：“人类该吃动物吗？”这对西方文明而言是一大挑战，因为他们原以为世间的万事万物皆为人类而生。而素食者则希望重新定义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算人是造物主，”素食者问道，“有哪种上帝会吞食自己的子民呢？” 一切要从《圣经》的首章《创世记》说起。上帝创造世界后，对亚当与夏娃说的**句话便是：“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创世记》1: 28）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城里，与《圣经》同样受到西方文明敬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有相同的看法：“植物为动物而生，而动物为人类而生。”西方文明的两大支柱为人类狩猎本能提供了宗教与哲学上的支持。由于“一百万年前原始人即如此”，一切与当时人类不符的行为，也就得不到重新审视的机会。但是任何神殿都有罅隙，素食者们在其中埋下了撼动神殿的撬棍。 人若是大地之主，那么他的统治之下究竟包括了什么？根据《圣经》记载，一开始，人类统治的，包括动物，但不包括可以宰杀它们。上帝对亚当和夏娃说的第二句话是：“看哪，我把全地一切含种子的五谷菜蔬和一切会结果子、果子里有种子的树，都赐给你们；这些都可作食物。”（《创世记》1: 29）17和18世纪的神学家由此断定亚当与夏娃只吃蔬菜和水果，而所有生物世界也都因食素而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直到很久以后（以标准历法而言是1600年后），当大洪水摧毁大地并再次重生时，上帝改变了说法。当挪亚从方舟上走下来时，上帝告诉他：“地上一切的走兽、天空一切的飞鸟、所有爬行在土地上的和海里一切的鱼都必怕你们，畏惧你们，它们都要交在你们手里。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绿色的菜蔬一样。”（《创世记》9: 2-3）1699年，学者约翰·爱德华兹对此做出乐观诠释：“自大洪水之后，你已拥有一切的自由，包括吃肉，如同你之前以植物和水果为食一般。现在，你可以吃肉。但这也说明，在大洪水之前，人们是不吃肉的。” 上帝应允人类吃肉和要求人类与动物和平共处，两者存在矛盾，素食主义者把矛盾放大表现出来。虽然《圣经》对当下社会的制约渐渐式微，但是相似价值观仍旧盛行，其深厚的脉络也贯穿于现代社会之中，不管是关于自然的辩论的正反双方哪一方，都如影随形。 17至18世纪，各个阵营持不同观点纷纷对肉食习惯展开抨击。革命家们炮轰主流文化的骄奢嗜血；人口统计学者抨击肉食浪费了贫苦人民得以生存的资源；解剖学者认为人类肠道系统无法消化吸收肉类；游历过东方的旅行者，更把印度的人与自然和平相处的模式，送给惯于掠夺自然的西方世界作为借鉴。新锐人士和特立独行者也在强烈地动摇当时社会饮食的主流价值观。即便当时*进步的思想家也为此争论，这使人们重新理解了人类天性。当时，虽然极少数的欧洲人能够做到不吃肉，但是他们从底层社会了解到，即便过着大量劳作的生活，也实在无须消耗过量肉品。文化贵族们反过来影响了农业、医学与经济政策，并决定了多数人的饮食习惯。 17世纪初至19世纪40年代间沸沸扬扬的论战，塑造了当代社会的价值观。重新审视观念的源头，可以让我们更明晰现代文化的肌理，并抛弃错误的假设。早期素食主义的历史使我们了解到，古代禁欲道德观、初期医疗科学与印度哲学是如何深远而巧妙地影响了西方文明。 17世纪的人们幻想着重返和平岁月，远离血腥暴行；虽然明知不可行，无数的人仍旧抱着田园般的幻梦，亦称之为亚当与夏娃堕落前的伊甸园时代。伊甸园信仰者希望和动物们保持着原始的和睦关系。他们愿以仁慈与互助的方式管理动物，并拒绝做“野蛮暴君”。17世纪的先锋人士以此为论点，批判人类社会的剥削与暴力。 1642年，英国议会派与保皇派爆发武装斗争，让全国陷入数年的殊死战中。不同政治光谱里的人士都希望从无政府状态里脱离，并寻求宛若天堂般和平的社会。保皇派分子托马斯·布谢尔遵从前辈弗朗西斯·培根的建议，设法证明原始饮食法可以带来身体长寿与精神澄明。而议会派的开明党员，力求民主改革的清教徒运动者们，则以吃素表达对主流社会奢华作风的不齿，他们更宣扬不流血的革命，建立无杀戮的平等社会。一些宗教人士也坚定地跟进，他们宣称上帝自得于万物之间，而人类亦须以爱和仁慈善待动物。 另一股边缘潮流意外地带给了西方文明超凡影响。旅印欧洲人“发现”了印度古代宗教及其感人的“不杀生”原则，后者代表以非暴力的方式对待所有生命。他们勤奋研读印度与耆那教的哲学要义；他们见到前所未见的动物医院、普世素食主义，以及以博爱的方式对待低阶层生命。印度的素食主义观念冲击了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且造成欧洲道德良知的危机。对很多人而言，理想主义者的幻梦已灿灿然于眼前。素食主义者跪屈双膝，呼唤古代印度哲学家引领众生脱离腐败而血腥的道德苦海。 与印度素食主义的邂逅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欧洲的先锋思想圈。日益蓬勃的旅行文学市场促成了哲学家之间的严肃论辩，并让广大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好奇。虽然游记作者们往往取笑印度素食主义者，并认为他们的心肠过分柔弱，但许多读者认为印度文明体系包含了强健而美好的道德规范。哲学家如约翰·伊夫林、托马斯·布朗爵士与威廉·坦普尔爵士，皆认为印度素食者证明了人类能够以原始的蔬谷为食，并得到快乐富足的生活。艾萨克·牛顿阅读东方圣哲思想，并因此深信“善待野兽”正是上帝嘱咐人类的*根本的道德律则，而西方世界却早将之抛诸脑后。17世纪末期的怀疑论者以印度素食主义大举炮轰欧洲宗教与社会的正统性，认为印度人才是在奉行原始的自然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动物）。 印度素食主义动摇了《圣经》中人类是永恒统治者的思想，鼓励人们扩大道德责任的范围，并认为人类与自然都将因此受益。印度哲学特别是“不杀生”律法激起了大规模论战，并演变成现代生态学的认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