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巢思维

前言 1962年6月，一个潮湿的午后，南卡罗来纳州一家纺织厂。夏季本是工厂*忙的季节，每个人都在加班加点，而这一周压力更大，因为有人报告说工厂里出现了一些像螨虫一样的小虫子，可能是一批从水路运来的布料带来的。那个下午，一位年轻女工忽然抱怨说，觉得自己被虫子咬了。不久，她晕倒了。 接下来那一周的周二，另一个觉得遭到虫咬的女工晕倒了。那天下午，第三个女工也晕倒了。不久，又有4名女工向医生报告她们感到头晕恶心。在这所谓“流行病”肆虐的11天内，共有62人报告说遭到“虫咬”，出现各种症状，并就医治疗。他们遭虫咬的描述非常具体详尽。一个纺织工人说：“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咬了我的腿，我挠了一下，结果指甲缝里忽然钻出来一只白色的小虫子。我腿部乏力，还想呕吐。”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名工人回忆说是一种白虫，但其他大多数人都说是黑虫。 这家工厂和外部权威机构进行了大量检测，结果只发现了少量的小虫，还有一些螨虫，肯定不会造成纺织工人描述的那些症状。但这些工人确实出现了知觉丧失、呕吐、全身颤抖等症状。审查现有证据之后，医生和其他专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工人们的这种疾病都是他们的头脑臆想出来的。 回顾历史记录，不难发现这样一些案例：在没有任何具体诱因的情况下，令人担忧的症状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从“萨勒姆巫蛊案”到“本·拉登之痒” ，莫不如此。这种现象有一个术语，叫“歇斯底里传染”。你可能知道这种现象较为极端的形式，即“集体歇斯底里”。所有这类事件都是通过在一个密切联系、高度封闭的群体中传播一种未知的巨大威胁，从而制造出一种恐惧。比“纺织厂虫害”距今更近的例子是纽约一所高中一群十几岁的女孩先后患上了“抽动秽语综合征”，症状表现为无意识抽搐并发出怪声。受到影响的女孩参加了脱口秀节目，她们的症状被上传到了YouTube（优兔）网站，她们的痛苦挣扎在脸书上被公开讨论。这个案例一时备受瞩目，法律工作者兼环保活动人士埃琳·布罗克维奇也专程坐飞机赶过去协助调查。关于埃琳·布罗克维奇，朱莉娅·罗伯茨曾主演以她的事迹改编、中文译名为《永不妥协》（Erin Brockovich）的电影。但经过详尽的检测，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某种类型的毒素，可以解释这些女孩的症状。调查者指出，这些女孩可能普遍存在一种心理疾病，这种疾病可能因社会和全国媒体的关注而加剧。 这些病例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群体，他们的物理空间都受到了限制，他们中都出现了“标志性”病例，从而引发了传染。事实上，其中许多症状，比如头晕和无意识的肢体活动，也是严重焦虑造成的状态。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物种，仅仅通过观察别人就能让自己生病，仅仅通过意念的力量，症状就能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 这种“歇斯底里传染”的案例并不多见，而情感和思想从一个身体扩散到另一个身体、从一个头脑扩散到另一个头脑的案例则较为常见。人类的高度社会性是与生俱来的。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这种社会性是多么根深蒂固，我们非常容易受到别人思想和情绪的影响。没错，恐慌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染开来，如同隆冬季节的感冒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染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讲，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情绪和大脑活动具有“同步性”。在本书中，我们将运用心理学、神经科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和哲学来探讨这种“同步性”的机制和影响。 当然，我们不会与所有人等概率地实现这种同步性，而是优先与那些在血缘、位置和文化等方面同自己相似的人实现同步。这种文化可能是明显的（就整个社会宏观层面上而言），也可能是不那么明显的（就催生多重身份的微观组织而言，比如种族、政党，甚至体育爱好者组织）。人类存在一种构建和融入圈子的合群倾向，这种倾向可以塑造我们*珍视的传统和时刻，却也可能引发不同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为了把关于超社会性、群体性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使用了“蜂巢思维”这个暗喻。这不是我发明的。“蜂巢思维”这一概念指一种侧重群体或集体的意识，在学术范畴和大众范畴中被长期讨论。但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想在本书的框架下阐述一下我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首先，“蜂巢思维”指的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让自己进入一种更加关注集体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与其他人拥有共同的关注点、目标和情感。有时，我们甚至会拓展自己的意识范畴，以便容纳社会中的其他人。（你是否需要拓展意识范畴，取决于你对“意识”一词的定义。“意识”被心理学界称为“*难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积极心理学家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曾经说过：“情绪不以人种为界。这不是说一个人的情绪会影响另一个人……而是说这两个人正在共享这种情绪。”（这句话是我在与她共同出席会议时匆忙记下来的，不是根据录音写下来的，如果引用得不尽准确，我向她道歉。） 其次，“蜂巢思维”还暗含这样一个原则，即我们所感知的内容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独立的经历和决策，还取决于我们所处的集体。人类思维的“同步性”意味着某些阐释世界的思想和风尚独立于它们的出发者，有其自身的生命力，18—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称之为“时代精神”。我们将讨论“评估”这一心理学概念，它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做出的解读或叙事。我们将看到“蜂巢思维”如何影响我们对外界事物做出的评估，我们选择的评估方式如何塑造我们的现实。“蜂巢思维”从集体的角度出发，判断何为真实、何为适当、何为正常、何为酷、何为重要。它不仅塑造了个体的积极或消极判断，还在塑造个体对世界的感知及构建共识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社会性根深蒂固，而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出现可能会大幅提升我们的“同步性”。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因为这些新技术不仅使我们能够进入一个信息和通信极为便捷的世界，而且还带来了社交领域的变革。我们突然能够随时随地地了解别人的想法和情绪，实时看到别人的生活状态，即使他们生活在世界的另一端。虽然大多数评论文章促使你觉得这些变革会给我们注意力的持久度和*深刻的关系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但实际情况却比这微妙得多。虽然这些新的社交技术伴随着令人担忧的问题，比如，可能出现“回音室效应”，也可能出现激进化和社会分裂趋势，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其他方面，它们正在把我们拉得更近，帮我们引入了新的联系方式，并拓展了我们的认知边界。 将不快乐归咎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是当代“蜂巢思维”的主流观点。尽管现代社会的疏离感确实与社交技术同时出现，但后者与前者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正如约翰·哈里在《失去的联系》（Lost Connections）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互联网诞生在一个许多人已经失去彼此联系的世界……我们对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是在试图填补一个空洞，一个巨大的空洞，但它出现在人们拥有智能手机之前”。我在本书中提出，人与人疏离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智能手机，而在于我们过于强调个体而非集体，过于强调个人野心而非利他主义，过于强调个人快乐而非人类进步。我还想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对社交技术的不良影响做出了过度的评估，这或许正为我们自己和孩子创造一个自我应验的预言，从而引发焦虑和苦恼。 此外，我认为使用社交技术的方式至关重要，它可能对你的幸福感产生有益或有害的影响。我们会通过大量的证据来构建这个模式，但现在我们可以总结如下：如果使用社交媒体去加强现有的人际关系或社会支持网络，则会带来积极影响；但如果使用社交技术取代你和亲朋好友面对面的交流，或者挤占了睡眠、运动时间，则可能导致负面影响（尤其当你只是被动地“潜水”时）。正如一篇重要的文献综述所指出的那样，“社交网站上的行为使幸福感提升还是降低，取决于这种行为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寻求归属感的欲望”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使用社交媒体来加强和深化社交联系，而不是掩盖和削弱它们。 写作本书有三个目的：**，探索我们的想法和情感在多大程度上像蜂巢里的蜜蜂一样，寻求集体协调，而非停留在孤单、分离的状态；第二，评估*近的科技进步——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在多大程度上放大了这些有利和不利的集体倾向；第三，尝试回答“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也就是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蜂巢思维”带来可怕的风险，让群体行为和强大的新工具发挥出奇妙的、共生的力量。 在本书的**部分，我努力说服你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你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个体，由于个人独特的人生经历、世界观和动机而有别于他人，但你这些感觉不过是错误的假设。事实上，这样的“你”，也就是你眼中的“我”，是由与你处于同一个文化蜂巢的其他个体共同塑造的，你和其他人的思维是相互交织的。如果没有与社交对象的互动，没有人给你反馈意见，没有人让你意识到自己同他人的区别，你甚至可能连“自我意识”都形成不了。20世纪初的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认为，“来自社会中其他人的影响必然进入我们的思想体系，并影响我们的行为，如同水影响植物的生长一样”。他把这种社会形成的特性称为“镜像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身份来源于他人对我们的反映。据他观察，“我们的大脑生活在无休止的对话之中，我们醒着的每一个小时中，至少会花费一部分时间要么与社交对象对话，要么在脑海中想象着未来的对话”。 我们还将努力回答以下问题：我的思想是如何变成你的思想的呢？我们如何学会利用由知识、信仰和偏见构成的文化蜂巢，即如何利用开发我们共同的知识宝库呢？我们了解很多关于这个世界的事实，比如，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汽油能够转化为汽车使用的能量，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病原体入侵血液后会导致我们生病，等等。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事实，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曾有过直接经验，而是从我们的老师、电视节目、书本以及与他人交谈中汲取到的经验而已。我们将与一位进化生物学家讨论进化领域和虚构领域的交集，评估一下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正如历史学家凯莉·贝克所写的那样：“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如此模糊，而我们希望这个界限变得稳定、牢固、不可渗透，但相反，总有一些事情会突破这个界限……幻想也会潜入我们清醒的时刻。” 我们并非平等地对待所有人，与某些人相比，我们感到另一些人更亲切；我们热情地欢迎某些人进入我们的心灵，而将另一些人冷冰冰地拒于门外。我们会和一位生物人类学家讨论为什么会这样；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为何喜欢与某些人交朋友并且爱上他们，却不喜欢其他人；我们如何将某些民族、某些性格和某些政治信仰的人纳入自己的圈子里，却将其他人排斥在外。在纽约的一个屋顶酒吧里，我们将探讨社交技术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如何既增强我们现有的社交联系，又促使我们堕落（通过网络上的羞辱和骚扰）。 然后，我们将探索我在过去一二十年中研究的领域：情绪调节、叙事和意义建构。我们在前文提到，集体环境塑造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也塑造了我们对于“我是谁”的认知。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研究叙事的改变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现实，尤其在涉及整个蜂巢的时候。然后，我们将通过一个测试来检验一下关于情绪调节和叙事的发现。我们将会见到两位心理学家基思·马多克斯（Keith Maddox）和希瑟·厄里（Heather Urry），他们正在帮助大学生调节在跨种族背景下讨论种族问题时的焦虑。 在本书末尾，我会和一家世界级服务犬培训机构的首席培训师凯西·福尔曼（Kathy Foreman）谈一谈如何训练服务犬与主人形成默契，抢在主人之前判断主人的需求，成为主人的眼睛、耳朵或手。我们将从这次采访中总结经验，来评估一下人类的幸福感究竟更多地取决于我们的集体性与社会性，还是更多地取决于实现我们的个人目标和欲望。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要学会超越自己所在的狭隘群体，减少对圈子倾向的关注，增强对蜂巢理念的接纳，这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