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流行文化丛书奇异博士与哲学(另一本禁忌之书)/哲学与流行文化丛书

选自《追求永生与时日无多:医学、尼采与奇异博士》 乔治??A.邓恩 对现代医学来说，死亡是败笔——2016年上映的《奇异博士》电影在开篇就说明了，主角史蒂芬·斯特兰奇（Stephen Strange）不喜欢这种失败。要不是车祸悲剧性地葬送了这位神经外科医生辉煌的职业生涯，斯特兰奇医生确实从未败过。他“履历完美”，比利请他帮忙救治一位“罹患晚期脑胶质瘤的68岁女士”时，他就是这么自夸的，不过要救这位女士并不容易，很可能会毁了他完美的记录，所以他拒绝了。但他也不喜欢医治没有挑战性的病例，因而又拒绝了一个“35岁，在某种实验装甲中压伤脊柱的空军上校”，理由是这手术跟过家家一样简单：“我当然可以治好他，但其他人照样可以。” 因此，在被那场灾难性的事故毁了双手之后，他的世界就这么崩塌了。物理治疗永远无法把这双手恢复原样，其他掌握先进实验疗法的医生为了确保自身声誉也拒绝接受他这个病例，而“我得为自己的名誉着想”正是史蒂芬曾用来拒绝病人的理由，何其讽刺。史蒂芬的整个医生生涯——除此之外他似乎也不剩什么了——都在救死扶伤：他专注于研究促进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发生，修复受损神经组织，这成果有望拯救数千条生命；手术室里，他把病人从死亡边缘拉回，并不止一次抢回已宣告脑死亡的患者。若说死亡对史蒂芬来说是败笔，活着也并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车祸虽然没有带走他的生命，但毁掉了他的双手，无异于终结了他活下去的唯一意义。 去向东方 “这不是世界末日，还有其他事情可以给你的生命带来意义。”他的好友和同事克里斯汀??帕尔默（Christine Palmer）劝他，但他愤然反问道：“比如什么？你？”看着史蒂芬徒劳执着于医治那双无法康复的手，克里斯汀想劝他放弃，认清“有些事情他是无能为力的”。可他无法想象失去事业后的生活，所以紧抓住过去不放——过去再也回不来了，他也就愈发绝望、愤怒。走投无路之下，他去了尼泊尔，到那喜马拉雅山的高处寻觅奇迹。他找到卡玛泰姬（Kamar-Taj），成为古一法师（Ancient One）的门徒，本想学习治愈双手的奥秘，后来却学会了从对过去的执拗中觉悟，迎接转变和死亡。其实这正是克里斯汀想要告诉史蒂芬的，只是，或许他注定得先去世界的另一边，去到东方大陆，在*绝望的时候遇见那位身着藏黄僧袍的法师，由她讲述同样的道理，如此才能真正听进去。 至少从19世纪起，就有一种惯例把包括印度次大陆、喜马拉雅区域，尤其是远东（Far East）在内的“东方”视作智慧和灵性的土地，而认为西方则充斥着没有灵魂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m），科学知识不断增长，浅薄的智慧却无法将其运用自如。在人们的认识里，西方就是这样一个精神贫瘠的地方，而史蒂芬在很多方面就是这种形象的缩影。他自负、自我，自以为掌控着全局，只相信自己的感觉，只相信理性和科学，像个孤儿一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里单纯如白纸，上面只有人类涂抹上的色彩。“人类是物质的，仅此而已，”他用科学物质主义的信条反驳古一法师，说道，“你也不过是这宇宙中一粒微小而无关紧要的尘埃罢了。” 显然，不是所有西方人都认同这种世界观，因为它低估了人们面临的生存困境，而且过于崇拜科学、技术、医学，以为只要有了这些，人类就可以随心改造冰冷宇宙的这一隅。不过这的确反映了西方固有的一种态度，那便是只关注科技发展后人类获得的巨大力量，以此来为科学物质崇拜辩驳。影片开头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力量，我们看到史蒂芬运用高端的医学技术和熟练的技巧挽救了病人的生命，可是在卡玛泰姬，古一法师却忠告他“你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得了成功，但到此为止了”，并指导他“放下你的自我（ego）”。若说西方是超理性主义者（hyper-rationalist）的天下，轻视自然的力量，那大众想象中的东方就是灵慧之地，人们去那里学习如何放弃掌控，学会接受理性的无能为力，从而求得智慧。 卡玛泰姬承载着西方人理想中的独特亚洲文化，由东方研究者提取各个传统中的要素拼凑而成，它们不相协调，从多方面展现神秘、开悟的东方。古一法师不是佛教徒，但穿着佛教僧侣的藏黄僧袍，给史蒂芬看的书中画有印度“脉轮”（chakras，坦陀罗体系中人体的精神能量中心）和中国针灸图像；卡玛泰姬的学徒们则着日本款式服装，接受武术训练，而法师如智者般正容亢色，传授一些神秘箴言（“在现实的源头，精神和物质相连，思想雕琢了现实”）。古一法师显然不是亚洲出身——影片交代她是凯尔特人（Celtic），如此一来，她就与新纪元（New Age）的玄秘智慧和基督诞生前的西方对自然的亲近微妙地联系起来。凯尔特人在大众想象中就像东方智慧在西方的遥远映射，很早之前就随着基督教轰轰烈烈的发展而式微。影片虚构了这样一个充满喻义、多元混杂的亚洲国度，并非用来刻画亚洲文明的现实，而是传递一种意识：在成就西方科学技术的路上，我们丢失了一些关键的东西，不过它依然存在于别处。正如史蒂芬回医院时对克里斯汀说的：“发现西方医学没什么指望后，我就去向东方。” “物质，仅此而已” 史蒂芬说的是“西方医学”（Western medicine），但也许用“现代医学”（modern medicine）更为确切，因为他从事的这种医学，与17世纪时伴随科学革命诞生的一系列有关人类地位与自然界的思考有紧密关联。引领这场革命的有两位哲学大师，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和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他们创设了后人所称的“培根计划”（Baconian Project）（起名为“培根”是因为他在其中居主导地位）。 这项计划源于减少人类苦难的迫切需要——正如培根所说“征服人的需求，克服人的苦难”——也源于发展科技，征服自然，扩张人类自由国度的需要。它既塑造了西方文明，又极大影响了日益突显的全球现代文明。笛卡尔更加直接，他称该计划的目的是通过自然科学发展新技术，从而让人类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所有者”。如此， 我们不仅拥有了无限的工具，能更加便捷地利用自然资源，享受丰收果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健康得到了保障，这是头等好事，也是享受生活中其他好事的前提。 笛卡尔将延长生命的无限可能性视作现代科学做出的*大贡献。他曾写道：“一直以来，我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延年益寿。”现代以前，医学工作者在致力于救死扶伤的同时也清楚，治疗可能无用，死亡不可避免；但在“培根计划”里，人类力量遭遇的任何壁垒都意味着对人类自主性的损害，因此人类必须一起攻克这个难关，获得对自身存在的控制权。对笛卡尔来说，死亡就是必须征服的敌人——对斯特兰奇医生来说亦如此。 当代哲学家（兼物理学家）杰弗里??毕晓普（Jeffrey Bishop）指出，“培根计划”视人的身体为无生命的肉体，而不是活生生的、既富有生机又受过苦难的躯体，也看不到其所有者有着各自的身份、阅历，各有所求，亦有所惧，也有所爱。这就有些讽刺了。这不仅是说，大部分外科医学生在学习手术技巧时的“**个病人是死人（尸体），是真真正正的解剖刀下的人”，更是在说要像对待机器一样研究和操纵人类高度复杂而精细的躯体，还要像机师修理死气沉沉的仪器一样对其进行修复。史蒂芬认为人莫过于物质而已，便是折射出医学对待人类身体的这一态度。 城市综合医院里，全身麻醉躺在史蒂芬手术台上的那个病人实际上无异于一具尸体——也几乎要像一具尸体那样被摘除器官了，就算他的心脏还在跳动。幸亏史蒂芬没有听信主治医师关于其“脑死亡”的错误诊断。医院就是这样的地方，拥有无数高科技设备，进行无数高效手术，用高超的技巧修补人体这种东西的内部零件，以实现预期效果。医学的艺术刻意将鲜活的躯体化为被动对象，不然便无法把握、预测和掌控这台“机器”。毕晓普认为：“生命处在不停变化之中，而我们很难把握运动物体和变化着的躯体的真理规律，因此生命不是我们打造真正医学的基础。” 超越死亡 比起鲜活的生命体，医生固然更倾向于把病人的身体看作亟待修复的机器，但他们并非不关心这些病人——克里斯汀??帕尔默医生就很关注急诊室的病人。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医学只关注身体这台机器，而不在乎身体的主人，所以倒显得极合乎道德，不偏不倚，众人平等。与史蒂芬不同，克里斯汀从不认为救治他口中“带枪的醉汉蠢货”或“人类渣滓”是屈尊的工作，医生的使命就是挽救生命，不是评价他人生命的价值，后者已然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让人健康长寿或许不在话下，但，活着的意义为何？何时该优雅地并充满感激地放任生命逝去？这些问题他们无法回答。时至今日，人类的追求已不是寿终正寝，毕竟“培根计划”言明所有自然约束就是让我们去克服的，所以我们向往更长的寿命，越长越好，比如古一法师从黑暗维度（Dark Dimension）窃得了数百年的生命，直至被外力击溃。对现代医学来说，死亡就是败笔，代表医学无法实现其治愈的奥义。 这也是“培根计划”的问题之一。我们的文明一旦开始过分追求征服自然，便很难为其设定合理的界限，结果就是，我们难免过分相信医学，过度自信于人类的力量和天赋。当人们相信宇宙万物都应顺从人类意愿时，任何力所不能及之事都变得痛苦而不可容忍，这正是史蒂芬听说*先进的治疗手段也无法恢复双手时的感受——不啻为晴天霹雳，这不仅击毁了他苦心营造的外科圣手的生涯名誉，更深深动摇了他的培根世界观，致其搁浅在严酷现实的坚硬浅滩上。 古一斥其“过度自我膨胀”，戳穿他“妄想掌控生死万物”，但这点“恐怕就连技艺超群的史蒂芬??斯特兰奇医生也做不到”。她的话看似是在针对史蒂芬并不讨喜的性格，却又何尝不是在针对“培根计划”——史蒂芬遭遇车祸并绝望前的世界观，甚至整个现代西方世界背后的主流世界观？不知史蒂芬是否意识到，摆脱失败的“培根计划”就是他整个东方之行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