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局:美国商业欺诈简史

1894年秋末，一位崭露头角的中西部商人从美国政府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八年来，这位前火车站经理先后在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开发了一系列邮购业务。通过对平面广告和批发目录发行进行试验，他发现了邮购营销的诀窍。他营造出一种平易近人的风格，将诱人的商品描述、积极的扩张、大幅折扣和各种促销结合在一起。几年之内，他获得了中西部主要银行和公职人员的支持。农场家庭对其引人入胜的销售宣传（如每日邮购手册）做出了如此积极的反应，以至于其公司每天忙于完成客户的订单。到了1894年12月，雄心勃勃且年仅31岁的他雇用了100多人，并将其主要业务搬回了芝加哥，以便更靠近那些制造商需，由于芝加哥是铁路运输中枢，这样可以更快地把商品寄送给全国的客户。然后，就在圣诞节前两周，美国邮政局对这个商人发出了相当于商业死刑的威胁。 12月11日，邮政局长发布了针对其公司的欺诈令。这个行政通知的收件人是理查德·W.西尔斯（Richard W. Sears），他是摆在美国乡村地区成千上万个家庭餐桌上的“梦想书籍”的创造者，以及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早期推动者。 这个欺诈令发出之后，任何寄给这家公司的信件都会被退回，并且信件上将盖上一个如图1.1中所示的公耻标志。任何收到欺诈令的个人或公司所发出的邮件都会遭遇同样的命运。这种行政处罚比涉嫌欺诈性商业行为的民事诉讼，甚至是刑事欺诈诉讼，更具商业风险，因为它可能会破坏消费者的信心。欺诈令意味着美国政府已经判定公司的商业行为是非法的。对于大多数邮购公司而言，即使欺诈令惩戒没有完全粉碎客户的信任，这样的声明也预示着严重的损失，因为其商业通信业务遭到了停止。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和西尔斯一样，罗巴克在1894年12月之后几十年中的非凡增长也表明），理查德·西尔斯找到了一种方法来避开欺诈令。但他与邮政监管机构的交锋反映了自现代资本主义问世以来，美国企业、政策制定者和公民共同面临的问题：美国人应如何界定欺诈行为，他们应该对此有多担忧，以及如何对此做出制度性反应？ 本书回顾了在理查德·西尔斯与邮局的对抗的前后100年中，美国人是如何与这些问题进行斗争的。在这两个世纪中，所有社会经济组织中的美国人都必须应对说谎的推销者和骗人的零售商所带来的挑战。一代又一代，现代商业周期的向上波动鼓励新的投资诈骗和公司做假账的手段，使得法律和道德的边界不断承受着被打破的压力。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后，记者、学者和政府官员分析了国家商业和金融公司中普遍存在的渎职行为的先决条件。不论在繁荣期间和萧条期间，一些企业试图通过误导或虚假声明来招招徕生意。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几起严重的商业欺骗。 数百万人经历过身份信息被盗窃。 互联网的发展促成了成千上万的营销骗局。 在一系列大公司（例如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财务造假而导致破产的事件中，很少有投资者能够幸免。 在2007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商业文件中记录了发生在美国金融体系核心的推诿和腐败故事。 欺骗在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融资链中盛行。 从基准利率和货币汇率设定到商品交易，再到高频股票交易技术，操纵成为上述几个市场的标准操作程序。 当然，经济欺诈是所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商业交易依赖于对更远距离、更广泛合作伙伴的信任，超越了家庭、邻里和宗教社区的社会约束。 经济关系的复杂性为一些公司创造了机会，那些公司希望利用大多数投资者和消费者普遍存在的持久的心理脆弱性，这一心理脆弱性已得到行为经济学家的证明。 （本书第2章将经济欺骗的一致心理结构与这些认知和情感的敏感性联系起来。）因此，世界各地的工业化和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都面临着如何处理金融和商业虚假陈述的问题。 商业欺诈在美国发生得*多。许多世界上*野心勃勃、代价*昂贵的欺诈事件都发生在美国;对金融和商业欺骗也有一些*具深远意义和创新性的回应。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这个国家对企业家自由的崇拜为那些实施商业骗局的人提供了帮助和鼓励。即使热情鼓动了掩盖真相或钻法律空子的行为，有进取心的冒险者从社会规范的仲裁者、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法律的实际操作中得到了回旋余地。 无论是基于技术发明、新的组织形式，还是对可供出售的商品和服务种类的重新构思，美国经济创新过程追求的都是结果。但是对创新的开放总是意味着对创造性欺诈的开放。伴随着每一个技术奇迹，每一个新奇的金融工具或组织商业风险投资的模式，每一个吸引人的新市场，都会为伪君子、行家和彻头彻尾的骗子带来无限的前景。此外，美国流行文化对魅力十足的贪污者和油嘴滑舌的推销员保持着一种情有独钟的态度，对他们的胆识、独创性和化险为夷的能力表示钦佩。社会评论员经常在表达这种欣赏的同时，嘲讽那些被证实无法抵挡“好得不像话”的诱惑的傻瓜。 然而，经济欺骗的盛行也总是令人们担忧，其可能给美国健康的市场所带来的危险，以及不受约束的欺诈，可能会释放经济生活中的“自我毁灭倾向”。这些担忧使得美国商业界、政府以及两者之间的准公共领域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反欺诈运动。事实证明，美国精英们憎恶商业欺诈的监管真空，尤其在其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引起公众对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更广泛忧虑之时。自20世纪初以来，这反欺诈的民意更甚，这使（反欺诈的）努力（或行动）越来越多，当然其间也少不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