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

《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一书的核心观点是，观念对政治的塑造，远远超过大部分关于公共生活的记录通常承认的程度。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长久以来把政治议题设定为一系列的虚假选择，美国政治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我们主导意识形态的失败。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被各自的矛盾所折磨，为了对自己形形色色的选民的需求做出回应，不容许他们国家去解决那些被*困扰的问题。 但是自从1960 年代以来，赢得选举的诀窍，却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启同一批引起分裂的议题。 保守主义联盟低收入一翼在总统选举中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以表达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在国会选举中（至少直到1994 年）投票给民主党，以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 1960年代的政治将自由主义联盟中的权力平衡，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选民（主要关心经济问题），转移到中产阶级上层的改革者（主要兴趣在文化议题和对外政策）。渐渐地，自由主义不再由支持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所定义，而是由对文化变迁的开放态度以及反对美国干涉他国来定义。文化议题的兴起，使得中产阶级上层改革者成为美国自由主义的*强音。这些改革者对继续打文化内战也有持续的兴趣，不比保守主义少。 本书所设想的政治中心将同时反映公众的“自由主义本能”和“保守主义价值”。它将采取温和的文化态度，宽容面广，但对大众在工作、信仰、家庭方面的传统倾向保持尊重。政治哲学家、克林顿前白宫助理威廉·高尔斯顿明确地阐释了美国共识——他说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宽容的传统主义者”。 我们所有人都是我们在其中走向成熟的时代的产物，其程度，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还要深。 但是，当时代“发牌”时，公民必须上手去“打牌”。我们中喜欢进步主义政治和一种温和、节制的文化的人，不能因为不喜欢目前这种玩牌的方式，就把竞技场让给我们的对手。 在其内心，早期新左派的政治立场有着深刻的民主倾向，它更多地来自美国的公民共和传统，而不是任何可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东西。这也是新左派之所以新的地方。新左派的语言和方式都体现了一种热心参与的中产阶级的政治，这一阶级的成员认为如果公民全体与政治相分离，那么自由将会变得毫无意义。 新左派的核心概念是“参与式民主”，其目标是公民不仅仅是为这个或那个政客投票，而应该有更多的作为。 在新左派看来，美国的人种亟待全面的改善。对新左派而言，1960年代早期的美国是一个充斥着异化的顺民的民族。“感觉到社会的复杂压迫着空虚的生活，”《休伦港宣言》宣称，“人们担心事情随时随地会失去控制。人们害怕变革本身，因为变革可能击碎任何无形的框架，而这些无形的框架眼下似乎能为他们把混乱遏制住。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所有运动都很可疑，都很危险。每个人在他的同辈人身上看到的都是冷漠，这一情况使得不愿组织起来实行变革的普遍心态永久存在。”
Feeling the press of complexity upon the emptiness of life, people are fearful of the thought that at any moments, things may be thrust out of control. They fear change itself, since change might smash whatever invisible framework seems to hold back chaos for them now. For most Americans, all crusades are suspect, threating. The fact that each individual sees apathy in his fellows perpetuates the common reluctance to organize for change. … Loneliness, estrangement, isolation describe the vast distance between man and man today. Doubt has replaced hopefulness— and men act out of a defeatism that is labeled realistic.
The Port Huron Statement 这场围绕戴利代表团的斗争表明了民主党内改革派系兴起的一个主要后果：党内白人劳工阶层的力量在衰落，他们倾向理查德·戴利而非中产阶级改革者（也不是杰西·杰克逊）。长远来看，强调参与的新规则导致富人地位的上升和工人以及中产阶级下层的地位下降。1988 年，《华盛顿邮报》记者托马斯·拜恩·埃德萨尔在一篇文章中不留情面地指出：“初选和干部会议的参加者向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上层倾斜……这些代表遴选程序在不断加剧工人阶级社群的政治组织的衰落。”这和早期新左派平等主义者首先提出“参与式民主”理念时头脑中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新左派早期围绕参与式民主的组织工作无疑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式政治总是倾向于精英，因为这些更富有、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比那些阶级地位低的人，总是有更多的时间、金钱和资源投身政治。民权运动和新左派的组织者力求克服这些偏见，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胜利。 一个人不必非要成为保守主义者才同意丹尼尔· 贝尔的说法：“现代资本主义已被一种广泛的享乐主义所改变，这种享乐主义将世俗关注而不是先验纽带作为人生活的中心。”贝尔担心资本主义可能会被它的“文化矛盾”所摧毁。资本主义提倡的消费主义和“放纵”将破坏努力工作、纪律、延迟满足这些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美德。老保守主义者一直怀疑这一点。 卡特获胜有很多原因，但是主要的原因是他独立于党内所有自由主义的派系：卡特的胜利暴露了自由主义的弱点。后来成为卡特主要的国内政策顾问的斯图尔特· 艾森斯塔特说：“不言而喻，他是‘76 竞选’民主党候选人中*保守的一位。他是唯一一位谈论平衡预算、减少官僚机构、减少繁文缛节这些经常和共和党连在一起的主题的候选人。”政治学家、卡特研究专家欧文·C.哈格罗夫写道，卡特“无疑相信美国政治和政府的主要不足是特殊利益盖过了社会需要。尽管他从没有使用过‘利益集团自由主义’这个术语，他却是利益集团自由主义的死敌”。
在这个意义上，哈格罗夫认为，卡特与世纪之交的中产阶级进步主义者之间的共同点，超过了和进步主义者的继承者新政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共同点。
虽然如此，卡特也比大多数中产阶级自由派要更好地理解“民粹主义”问题。1972 年，华莱士和麦戈文都通过攻击赋税制度对普通纳税人不公平来获取选票。卡特则谴责这个制度是“人类的耻辱”。如许多右翼民粹主义者一样，卡特谴责福利制度不鼓励工作与家庭的价值。但与右翼不同的是，卡特坚称他将使这个制度对于贫困群体更加公平。卡特让黑人确信他确实相信民权，即便如此，他还是通过反对“强制校车接送”安抚了白人。黑人可以原谅卡特在种族问题上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立场，因为这对一个南方白人来说，已经相当进步。卡特那种浸信会的宗教虔诚也直接说出了黑人社区很多人的感受，以及在社会问题上持保守主义立场的白人的感受。而且，保守主义的白人也怀疑南部民主党永远不会像北部的民主党那样自由主义。卡特只不过通过把主题从种族变为阶级，大声反对华盛顿以及各种“内部人士”，便分解了种族议题。卡特是1924年以来*没有左翼色彩的民主党提名候选人，但他比其更为自由派的对手更理解阶级憎恨的力量。 卡特对他的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长约瑟夫·卡利法诺的指示很清楚：他叫后者提出一个“鼓励工作和支持家庭的全盘计划”。要奖励工作，就需要给工作的穷人以额外的补助。在许多情况下，工作的穷人不比那些依赖福利的人境况更好——甚至更差，因为他们缺少健康保险的利益。工作培训或职业训练方面的要求，意味着创造新的工作和训练项目。即便如此，卡特仍然承诺他的计划“比原始制度不多花钱”。
*终，福利改革的某些部分被接受，它们算不上卡特曾经许诺的那种“全盘”改革。挑出卡特战略的毛病很容易。但是，他的困难触及现代福利国家的核心问题。卡特的基本问题是，鼓励工作的福利改革必然要比当前的制度花费更多的钱。为福利接受者提供就业和进行就业训练，提高工作穷人的收入，所有这些鼓励和奖励工作的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都需要新的开支，需要税收的改变，这些都要政府财政来负担。一个促进保守主义价值的制度需要更为自由主义的支出。卡特的财政保守主义使得他不情愿接受这一现实。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一位哈耶克—米塞斯学派的猛烈批评者，曾经说过，奥匈帝国对于美国介入**次世界大战的报复，就是将它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输送到我们的国家。 他说，“通过规训使自己臻于完美，而规训的核心是自我否定”。韦弗为私有财产辩护，称它为“*后一项形而上的权利”。但他心中所想的是个人财产，而并非那种使大多数做生意的资本家们感到亲切的财产。“就股票和公债这些抽象财产而言，企业的法定所有权从来看不到人与他的东西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它摧毁了这种联系……”，韦弗这样宣称。“在这种意义上，财产成了一种有助于剥削的虚构之物，同时也不可能使工作变得神圣。” 肯尼迪1960年竞选总统的方式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他自己并不相信“充满激情的运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肯尼迪的竞选口号是“让国家再次前进”，其核心是觉得美国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到底是什么不对劲并不容易说清楚。约翰·斯坦贝克在1960年注意到，整个国家感到“一种令人坐立不安的烦躁，一种对某种不知名的东西的渴望—这个东西或许是道德”。1950年代的社会批评家确实感受到这种道德空虚。像小威廉·怀特的《组织人》、戴维·里斯曼的《孤独的大众》（The Lonely Crowd）批评了成功人士的“内在导向”和驯顺听话。当1958年苏联发射了**颗人造卫星，美国开始感觉到，他们的国家什么地方的不对劲，已经开始对国家的安全产生实质的影响。就在这一刻，政治科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写道：“得意自满之情开始消退了。” 在我们的这块土地上，人们和有着类似信仰、类似品味、类似族群背景的其他家庭组建了许许多多的教会、俱乐部和邻里社区。没人会想着坚持要社区按照固定的比例“融合”起来：多少盎格鲁美国人，多少日耳曼美国人，多少瑞典美国人；或者天主教徒多少，新教徒多少，犹太人多少……
我所理解的美国人的目标，既不是建立一个隔离的社会，也不是建立一个如此这般的融合的社会。我们的目标是保存一个自由的社会……结社的自由是双方的自由，否则它就什么都不是。它适用于彼此想和对方结社的双方……屏障会损害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而不仅仅是少数者的自由。
除去这些屏障提升了自由……但是同样清楚的是，当你对不结社自由树立屏障的时候，自由也减少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结社自由和不结社的自由意味着同样的事。在这一自由的任一方面树立屏障都是错误的。
认为必须强加某些预先确定的官僚性的平等计划，特别是基于种族概念的平等计划是其中*糟糕的，这必将毒化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使其变得苦涩。 1960年代中期，现代共和主义者*后一次付出较大努力，以建立一种值得尊敬的知识基础，服务于他们和共和党右派的战斗。或许，这一时期*好的自由派共和党著作是雅各布·K. 贾维茨的《战斗命令：一个共和党人对理性的呼唤》。贾维茨试图挽救一种更为古老的共和党国家主义传统—也就是，更重视国家利益，而不是州的利益和地区利益。在书中一处生动地描述历史的部分，贾维茨宣称他自己“选择祖先的道路”。其中包括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缔造强大的全国政府的国父，号召全国经济计划的**人；亨利·克莱，支持“美国体系”的辉格党人，美国体系包括联邦大规模投资于水坝、道路、桥梁、运河；当然，也包括亚伯拉罕·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贾维茨论断的冲击力在于，共和党的这一谱系赋予它一个强大得多的基础：比起民主党来，共和党才是支持联邦行动的政党，民主党只有在新政的时候才致力于这一事业。民主党是后来者。 在他的**个总统任期，他就决定好了：尽管有时候向左转（特别是在经济议题上）对他的再次当选有利，大势还是要向右。这样理解这个矛盾就明朗了：那就是，只有当你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的议题去衡量，尼克松才看上去如此自由派；在那些定义了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的议题如种族、学生骚乱、文化等问题上，尼克松是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 尼克松选择强调保守主义的社会议题政治，而不是他的政府在自由主义政策方面的成就，他*终走向了水门，放弃了成为一个可行的现代共和主义设计师的机会。尼克松的决定对美国政治未来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决定预示着，政治将变得越来越两极分化，围绕社会议题和种族问题的虚假选择将成为政治过程的一个正常部分。尼克松本来可以通过早一点结束越南战争，或者拒绝斯卡蒙和瓦滕伯格分析的逻辑展现给他的显而易见的诱惑，来改变这一切。自由派本来也可以通过追求一个不那么招致分裂的政治——不要拱手把“爱国主义”或者白人造反议题交给尼克松让他占尽便宜¬——来避免这一切。到头来，两方都选择了两极化。 当然，保守主义者并不同情“自由派媒体”，他们认为正是这些媒体毁了尼克松。的确，许多保守派人士越来越把水门事件看作一场自由派政变，这场政变夺走了尼克松被合法赋予的权力，推迟了保守派的政治重组。当然，和尼克松拥有同样的敌人并不一定和尼克松分享同样的目标。但是，保守派的观点对民主党和自由派也充满了暗示。因为，民主党比起政府之外的所有机构来，从水门事件中得到的收益要少得多。《华盛顿邮报》在尼克松的困境中扮演了决定性的作用，其执行编辑本杰明·C. 布拉德利说：“新闻界在水门事件中大获全胜。”他是对的，而且新闻界所获得的胜利并不限于那些显而易见的方面。至少对民主运作成功的信任归于新闻界——同样也归于司法——民主党的政客们并没有获得这种信任。事实是，在水门事件的鼓舞下，产生了一个越来越持对抗态度的新闻界，助长了对政府信誉的摧毁。批评总是针对共和党人，但其*终结果却伤害到自由派的民主党人，因为他们的主张建立在“政府总是好的”这样一个观念上。在水门事件之后，没有多少美国人还相信这一点了。民主党在水门事件中的*大赢家是它在国会中一位*保守的议员，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萨姆· 欧文，他长期主张“有限的宪政政府”。【联系到现在NYT对川普的猛烈批评】
水门事件之后，宣称“制度发挥了作用”稀松平常，但是发挥大作用的并不是政府本身，而且确实不是政治过程本身；“胜利”的是一系列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措施。1974年横扫共和党、堂而皇之重新执政的许多民主党人是年轻的新式自由派，他们与老一代自由派*显著的不同，是他们对政府机构运作的怀疑主义。这一点儿都不奇怪。 宗教右派的重要之处，不是它创造了新的政治事实，而是它强化了早就开始的趋势—保守的南部白种人反对民权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宗教右派既改变了共和党又改变了保守主义运动。一直到1976 年，一个在社会议题上持温和（也就是说不保守的）观点的候选人还可能获得共和党的题名。但到了1980 年，这已经变得完全不可能了。一直到1976 年，保守主义还主要由反共产主义和有限政府这些议题来定义。但到了1980 年，保守主义越来越多地由诸如堕胎、色情、学校祷告以及小学教学的内容这些话题来定义了。过去，宗教保守派满足于艾森豪威尔式的无具体内容的虔诚。到了1980 年，共和党内的论辩已经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了。乔治·布什不仅认为改变他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是明智的，他还感到有必要说明他经历的宗教体验和卡特一样深厚。在共和党的政治中，再生不再是“古怪的”；它几乎成为根本性的。 那些相信民主共和的人坚持，公民在一起辩论和思考的政治过程是一种积极的善。他们认为，人并不仅仅是自私自利的“偏好”的集合，并且我们共同生活能产生出我们中的任何人自己都无法产生的社会之善。他们坚信自由是一种价值，但同样的，团结也是。自由放任主义者的理想变得越来越流行，说明很多美国人已经放弃了“一种共同之善”的可能性，他们因此变得更倾向于不受政府干涉的保护，更不愿意成为民主事业的一分子。考虑到民主政府的失败，这看起来是一种再明智不过的选择。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宗教右派把传统主义变成了群众运动，至于自由放任主义，如果不是群众运动，也毫无疑问变成了一种政治科学家所称的“大众信仰体系”。随着右派中的各翼都变得更有力，他们各自都带着日益怀疑的目光看对方。他们非常有理由相互怀疑，因为这两种世界观的根源完全抵牾。自由放任主义者是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者，他们在个人自由的名义下，会毫不犹豫地推翻传统和宗教。传统主义者和宗教右派则视启蒙运动为一次错误的转向，视传统的破坏为一种严重的危险。这不是在一两个议题上的小差距，差异是根本性的，它将对保守主义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在和马里奥·库默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辩论的过程中，威尔逊宣称：“在种族被作为一个粗糙的社会阶级的指示器的情况下，很多被当作‘种族偏见’的东西不过是阶级偏见。”［26］这个论点在后来的年代变得更为流行。黑人有理由拒绝这样的辩论，因为用种族当作“一个粗糙的社会阶级的指示器”听起来脱不了种族主义的嫌疑。这种“粗糙的指示器”经常被当作种族歧视的根据。但是威尔逊的分析对于大多数反叛的城市白人的真实情感而言，比起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些白人就是十足的种族主义者的观点，更真实。像新保守主义者喜欢指出的那样，现实是复杂的。
保守主义的政治家注意到这些观点，并且积极地向白人工人阶级以及他们在新保守主义者中的知识分子辩护人献殷勤。理查德·M.尼克松在1968年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家的焦点在失业者、穷人、破产者身上，工作的美国人变成了被遗忘的美国人”。这些被遗忘的美国人，尼克松说：“有合理的冤情需要平反，正当的事业应当获得胜利。”［27］威尔逊和其他半打的新保守主义者能很容易地写出尼克松的演讲稿。1968年，大部分新保守主义者还固守他们的自由主义，反对尼克松，支持休伯特·汉弗莱*。［28］但是到了1972年，相当多的人走到了另一边。他们开始把尼克松当作正义的应当获胜的目标，尤其是战胜乔治·麦戈文这样的反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