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克纳到莫里森:两位诺贝尔奖美国作家作品研究文集

原编者序言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和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是两位世界顶级的作家,他们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们的小说和故事展示了对种族、性别和社会经济问题的共同兴趣，同时，他们都痴迷于各种各样叙事技巧的实验。然而，福克纳是从一个20世纪上半叶的南方白人男性的角度来接近这些主题的，莫里森则是一个20世纪末21世纪初北方黑人女性的角度。对这两位作家作品的互文性考查不仅使两位作家之间的异同显现出来，而且还揭示了重要的历史文化从福克纳时代到莫里森时代的变迁。本卷各篇以重要的、前瞻性的方式挖掘这些问题。 如上所述，本卷的组成原则是当代重要的批评概念“互文性”，即不论是由同一作者还是不同作者所作的独立文学文本，都可以在更广阔的文学维度，被视为相关章节。当然，这种方法长久以来用在考查单个作家的作品时的批评实践中；比如，因其语言的运用，人物性格的刻画和主题，一个文本澄清和洞见其他文本的主题，“莎士比亚悲剧”被视为悲剧的一般概念或一般“版本”，它涵盖各种独立的悲剧。因此，莎士比亚必须承认： 理查德二世的王权与麦克白或李尔王甚至凯撒大帝的讨论密切相关，反之亦然。这种互文性阅读在福克纳研究中非常显著，因为其大多数小说和故事的叙述都属于约克纳帕塔法系，许多相同的人物和事件在各种文本中重新出现。莫里森的小说同样也经常用来做互文性阅读，尤其是她小说中女主人公渐进式的性格塑造。 互文性阅读被运用在不同作家作品间的比较中也非常有效。由于应用扩展了古老的文学隐喻技巧，互文性以交互的方式汇集了分散的文本，为每个文本提供了启发性的视角。有些作家特别需要对其作品的这种阅读，如同詹姆斯.乔伊斯希望他的《尤利西斯》的读者能将其与荷马的《奥德赛》相提并论，或者福克纳让《押沙龙，押沙龙！》的读者能够转而思考《旧约》中大卫和押沙龙的故事，或简.斯米利的杰作《陌上伊人》 被看作《李尔王》的现代版本，抑或莫里森的《*蓝的眼睛》与流行的儿童故事——《迪克和简》的框架相似。艾略特曾经说过（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没有任何形式的艺术家或诗人的完整思想能独立存在”；而他的《荒原》就是早期作家影响当代作家的如同教科书一般实实在在的例子。但是，当代互文性阅读的实践者往往既前瞻又回顾：荷马的《奥德赛》被乔伊斯带向前，重新演绎重新诠释，而阅读乔伊斯的作品使人重新回顾荷马，提供了新知识和新见解。 或者就本书而言，不仅是对福克纳（艾略特的“早期诗人”）的阅读感染、启发了对莫里森（艾略特的“当代诗人”）的阅读，对莫里森的阅读同时也促使读者从一个具有后世知识的视角去阅读福克纳，从而产生更新的视角和新鲜的见解。 00｜ 从福克纳到莫里森——两位诺贝尔奖美国作家作品研究文集 原编者序言 |00 本卷的开篇文章，约翰.N杜瓦尔的《莫里森与福克纳式的黑暗小说之屋》（本书论文发表会的主题演讲），展示了解读福克纳和莫里森作品互文性的一些成果。杜瓦尔首先指出，两位作家都是通过名称变化和一系列自我突破重塑自己，而莫里森选择了福克纳（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一起）作为她在康奈尔大学的硕士论文题材。杜瓦尔继续阐释说：莫里森的小说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福克纳的题材内容、人物性格描写和主题。在杜瓦尔看来，《爵士乐》《爱》和《恩惠》都可以被解读为福克纳伟大小说《押沙龙，押沙龙！》（关于种族和家族王朝的小说，始称《黑屋子》）系列的新元素，但是，正如杜瓦尔所表述的那样，福克纳笔下托马斯.塞德潘的故事结局充满失败、暴力和悲剧性，莫里森在处理《爵士乐》中戈尔登.格雷，《爱》中茜德与克莉斯汀以及《恩惠》中弗洛朗等人物时 ，和谐、安宁和理解的结局*终得以呈现：举弗洛朗的例子来说，“由有缺陷的人所施行的小慈悲能反映出上帝的慈悲”。因此，在杜瓦尔的评价中，莫里森小说之家中的黑暗比福克纳要少得多。 特里萨.M陶纳（Theresa MTowner）在一篇名为《成千上万人的消失：〈去吧，摩西〉和〈恩惠〉中的新兴殖民地白人性研究》的文章中,将莫里森的*后一部小说与自己以前的一部有关后殖民地时期讲述美国黑人遭遇的小说相联系，这部小说有关奴隶制度但又不完全与种族有关。为了达到联系的目的,陶纳将福克纳的“无情男性主义”恐惧与莫里森的“无情女性护子”恐惧相对比；并将艾克.麦卡斯林的代表经历和他家庭的分类账本与弗洛朗用来记录自己人生故事的“会话室”相比较。在陶纳看来,这两部小说都展现了一个高估男性主义而低估女性主义的社会。因此,她总结道:白人,摩西和仁慈的人记录了家庭的解体；在家庭的重构过程中,这两部小说都暗含了白人意识分散并打破了宗谱观念这一思想。 在《挑战〈押沙龙,押沙龙！〉和〈所罗门之歌〉中的南方例外主义文化逻辑》一文中,泰德.阿肯森（Ted Atkinson）认为,福克纳和莫里森通过描写主人公昆丁.康普生、麦肯.戴德之子奶娃.戴德和其他人物形象在日常闲散的交流中屈服于严密的教育说辞这一行为,来公然反抗南部地方主义的标准。对于昆丁而言,来自南方的深重影响使他孤立无援,过时的地域就是焦虑和消亡的根源；对于奶娃而言,它起着逃避北方城市限制的基本避难所的作用。在这里,他能够发现自我并获得解放。但是,昆丁在与他父亲和施里夫的对话中以及奶娃在与吉他进行有关社会和政治的讨论中,他们却对“南方”这一整体概念产生了疑问。这些讨论表现出南方例外主义中的“南方”是一种文化构造,还构思出国家间、半球间和全球间的联系。这一联系超越并转变了区域间的边界,使其更好地迎接具有挑战性的地理和文化重组。 在《鬼之魅:〈我弥留之际〉和〈宠儿〉中的记忆与巫术思维》一文中,丽萨.赫瑞森（Lisa Hinrichsen）针对历史、记忆和亲密关系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他们想知道福克纳和莫里森为何调查了不同种神秘学者的经历。因为这些经历使他们似乎对文明和理性的现代性产生了极大分歧。例如,《我弥留之际》就研究了催眠术、传心术、拜物教和各种可怕的声音；《宠儿》则重点研究了延伸和限制想象的创伤恢复形式。赫里森认为这两篇文章均掷地有声地强调了现代性的唯信仰论结构:在“理性”和“科学”的视角下,用这非凡且神秘的方式检验事实是可行的。赫里森认为,莫里森和福克纳在为小说情节创作神秘的中心环节时,不仅强调了它的普遍性,还下功夫研究了文化传递、继承、历史记忆和个人间联合的可替代形式。在他们兴趣领域的幻想世界里,这些小说存在的意义即是重新定义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家庭关系和历史关系以对抗男权、继承和社会状态下传统意义上的理性模式。 弗朗索.瓦布伊松（Francoise Buisson）在其文章《〈*蓝的眼睛〉〈喧哗与骚动〉和希腊古瓮:福克纳与莫里森对美的探求》中,对书原作者为了美学设计和追求而运用的一系列想象和比喻进行了研究。由于使用了视觉转换、行为脱节、场景和形象互调等一系列叙事技巧,布瑞森提出了如下观点:福克森和莫里森对“美学定义的中心”是“有序和无序间张力的反映”,并对此给出论据。布瑞森曾这样描述诗人济慈的诗:“想要超越艺术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想保留艺术飘忽的美感。”与之相似的是,《*蓝的眼睛》和《喧哗与骚动》两部小说都致力于在辩证过程中探索“感性与沉寂、安静与音乐、纯洁与成就”之间的悖论。 罗瑞.沃特金斯在《不同的老福克纳式歌舞：托妮.莫里森〈宠儿〉中的孤独》一文中，将莫里森关于福克纳的硕士论文与她小说中对个人和社群的描绘联系起来。沃特金斯主要关注点是《宠儿》，认为它“标志着莫里森对自我定义和主体间性思想的一个转折点”。正如沃特金斯所指出的，在《宠儿》里，一个相互依存的自我概念创造过程中社区认同的必要性与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中对待孤立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莱斯利.比克福德的《界限转移：作为霸权意识形态象征的查尔斯.邦和宠儿》一文中，福克纳和莫里森对白人至上主义、指正主义意识形态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克福德通过查尔斯.邦的症状特性，说明昆汀和施里夫面临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限。他们试图重读过去，直到他们对故事中的人物满意为止，但这并不排除他们对故事结局的不满；他们对这个故事的讲述无法使他们超越创造邦恩并使亨利成为杀人犯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幽灵和年轻女性，宠儿也是一种症状，但不像邦对昆汀，她并不是泽特所认同的任何意识形态的症状。因此，比克福德认为，福克纳的人物仍然被困在他们继承的意识形态中，而莫里森的角色则能够超越他们的意识形态。 松冈信哉在《寻找福克纳和莫里森的文化杂合》一文中将生态方法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对福克纳和莫里森进行了比较。松冈信哉考察了《熊》和《所罗门之歌》的场景，以比较艾克麦克卡斯林和米尔克曼之死是如何寻找意义：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文化。松冈随后比较了《所罗门之歌》和《押沙龙，押沙龙！》中的历史意义，认为这两部小说都在质疑语言和自然是如何在自我和世界之间起中介作用的。 格瑞辰.马丁的论文《福克纳和莫里森作品中致命的慈悲》，讨论南北战争前反对奴隶制是如何在内战后和重建后的一年里演变成一项共同协议，接受废除死刑，但却使白人优越和黑人野蛮的定型观念永久化。正如马丁所指出的，许多废奴主义者主张对自由的黑人实行殖民统治，南方和其他地方的暴徒处死了数千名被认为对白人妇女构成威胁的黑人。莫里森的《宠儿》和1931年福克纳的短篇小说《干旱的九月》在这些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呈现出更多的相关性和意义。 塔拉.塔特尔在《隐喻的力量：福克纳和莫里森对〈创世记〉1—3章的运用》一文中，探讨了福克纳和莫里森如何修改对伊甸园神话的解释，这些解释被用来证实美国南部的压迫行为。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提到了伊甸园神话，他在对凯蒂.康普森的描绘中唤起了夏娃；《押沙龙，押沙龙！》里，在对托马斯.苏特兰毁灭行为的描述中，他再次提到了创造和堕落。莫里森也以揭露南方宗教文化中固有的压迫的方式暗示伊甸园。她在《宠儿》中引用的典故谴责了南方的奴隶制做法，从种植园田园诗中撕去了表象，将种植园暴露为一个邪恶的花园。她的小说《天堂》进一步探讨了被宗法宗教价值观和种族排斥所破坏的伊登空间观念。 亚当.朗的文章《“我们都在那里”：莫里森〈宠儿〉和福克纳〈去吧，摩西〉中集体身份的建构》，分析了塞特和莫莉.波尚的特征。龙利用葛洛莉亚.安莎杜娃的观点来看待这两个角色，建议莫莉和塞特都抵制二元对立。就像莫莉把黑白对比的哀伤仪式混在一起一样，杰斐逊的公民泽特，*初坚持要拥有她的女儿，要杀死她而不是让她重新成为奴隶，而他学会了依靠社区的支持。因此，莫莉和塞特都是边疆人物，他们代表了霸权主义二元性的另一种选择。 克莱尔.克雷布特里在《福克纳的〈熊〉和莫里森的〈宠儿〉中神圣的、被玷污的土地》中考察了边境和边疆的位置及其与性别和种族的关系。“福克纳写到南方父权制的削弱，” 克雷布特里断言，“而莫里森描述了一个受伤的母系女人，她们的男人已通过奴隶制被出售、发疯或杀害。”克雷布特里认为，莫里森能够创造一个符号和图像网络，治愈奴隶制带来的伤害，而福克纳只能揭露这些伤害。 除上面总结的互文阅读外，本卷还包括两篇福克纳和两篇莫里森专门研究的文章。伊登.威尔斯.福里德曼在《“我出事了！”：见证福克纳〈圣殿〉中的创伤》中，把谭波儿视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真正受害者。此外，福里德曼将谭波儿的个人经历扩展到了许多现代文本的核心——普遍的意识形态破裂。一些评论家认为，在仔细研读谭波儿的悲剧时，读者加入了她的侵权行为，福里德曼认为，他们也有机会见证她的故事，看穿她的眼睛，用她的声音阅读，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有机会和她一起成为受害者。从这一有利的角度来看，读者可能会面对现代条件下的一个更黑暗的悖论：一个人由于存在而注定要受苦、见证和遭受完全的悲剧，但也要通过承认并接受这一令人不安的现实，读者可能会在庇护所找到一种通过个人和文化上的痛苦和焦虑来工作的方法。 在《从边缘到中心：杜威.德尔的实用主义还原》中，安吉莉.艾琳.欧莉芙运用女性实用主义者理论中高度重视的女性生活经验的辩证和交易观，将杜威.德尔.本德仑解读为一个尤其以幸存者的身份出现、积极的、参与和体验的代理人。特别是，她同时承担起养育她的父亲和兄弟的角色，以及她试图让自己的孩子流产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表明了她的务实适应能力。在她应对家庭和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她确定并实施各种不同的行动方针，这保留了她继续做出选择的能力。奥尔利夫证明，杜威.德尔并没有被简化或定型的性别认同所束缚，而是通过自己的(相互)行动来构成自己，因此是一个比之前更让人相信、更有活力的角色。 何文敬在《托妮.莫里森〈宠儿〉和〈恩惠〉中的后殖民美学审视》中将后殖民研究的三种思想应用于莫里森对美国奴隶制的描绘：反霸权主义表示法、双重编码和对封闭性的抵抗。在他的分析中，何文敬考察了莫里森的多重视角、移位叙事和其他形式的杂交。例如，“颠覆或批评犹太基督教圣经的非裔或非裔美国民间传统”。何文敬的结论是，《宠儿》和《恩惠》都是以解放的愿景结束，这为被殖民人民提供了一种“可能感”。 杨金才在《托妮.莫里森在中国的批判与接受》一文中，追溯了中国学者对莫里森作品日益增长的兴趣。杨确定了标志着翻译和一些介绍性评论文章的两个阶段的中国学术兴趣；延续到现在的第二部分，对莫里森在中国的观察提出了一种千变万化的观点，强调了通过翻译和专门研究来接受莫里森的过程。正如杨致远所展示的那样，莫里森在中国的“美国经典”和中国的学校课程中都享有有利的地位。 总之，这些文章为两位国际知名作家的学术研究作出了独到而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