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唱三叹一唱三叹

难得文人不正经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如今郎骑竹马渐渐远，远的过程就是一切。怀旧，是人的通病，也是人的不正经，这些年很盛。说白了，不正经，是刻意营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去想象历史，调侃生活。当下中国传统秩序严重退化成“一本正经”，从一个层面上展示了民间情怀的瓦解，另一个层面上又和政治衔接得紧张；再一个是怀旧风泛滥时，很多时候人会变得“醉生梦死，百无聊赖”。其实，“一本正经”和“不正经”就差那么一丁点。前者，毫无人味，有生活崇高志向作怪；后者，有人性解放，看淡衣食苦而风情不减。前者，把天下早已经整明白了的道理拿起当思想说；后者，则是把社会和那个常与社会打交道的神经，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 不正经，林林总总，俯拾即是闲言话语，和文人的情怀有关。文人坚守的领域，一直有一层神秘的面纱。在他们文字的不同叙述中，似乎仍然是中国*后的精神和道德堡垒，仍然怀有和民众不同的生活信念或道德要求，仍然生活在幻影和恶作剧当中。在主流中叙述故事，却不是故事中心，蠢蠢欲动又方向不明的社会里，文人的性子不能够尽情张扬，在社会的消费欲望中开辟发展新的领地，这个领地里的文人越发拿不正经当情趣了。 古时民间饮食是有规矩的，两宋之后百姓才有了一日三餐制。在此之前，按礼仪天子一日四餐，诸侯一日三餐，平民两餐。西汉时，因叛变被流放的淮南王曾接一道圣旨，就专门点出，“减一日三餐为两餐”。普通平民日常饮食能从两餐到三餐，*欣喜的是文人。 把饮食描写融入吟咏的诗词歌赋中，苏轼的“不正经”决定了他的情趣。他写有《东坡羹颂》《猪肉颂》《老饕赋》《试院煎茶》《和蒋夔寄茶》等。饭饱生余闲，他见人家妇人卖饼利少，心血来潮帮卖饼妇人写下了广告诗： 纤手搓来玉色匀， 碧油煎出嫩黄深。 夜来春睡知轻重， 压匾佳人缠臂金。 “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那个时代的苏东坡，有失意的处境，没有失意的人生。有一道菜叫“东坡肉”，既是居士又吃肉，可说是人生修养的一个范例。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不正经的贪吃改变了苏东坡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事情，历史才让他长久活在了当下。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被前人称作以孤篇压倒全唐。那一句“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真叫把风月推向了四级之高。闻一多曾给这首诗极高的评价：“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亵渎。”又说：“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从这边回头一望，连刘希夷都是过程了，不用说卢照邻和他的配角骆宾王，更是过程的过程。”闻一多1925年留学归国，走下海轮的刹那，他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看着它们漂向西方，他的中国身子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 我见过出土的唐代陶俑仕女，乍一看就很温暖，暑气撩人的样子。元稹诗句“藕丝衫子柳花裙”，欧阳炯诗句“红袖女郎相引去”，能看出唐代文人喜女子红装，喜媚俗。清风朗日，虢国夫人身着描有金花的红裙，裙下露出绣鞋上面的红色绚履，走在长安郊外晒富，倦意来了，几个肥肥的女子，停留在日头晒不到的凉亭下饮酒，一幅挥汗而就的奇异画面，酒喝到火候，哥哥妹妹鱼水情深的样子。盛唐的音乐文化在与各民族的音乐文化融合后，发展兴盛到了历史顶峰。如是说文人不正经那份开放，不如说不正经那口酒和女子胸口前的大朵牡丹。 历史上不正经的文人被女人怀念的多了，比如北宋词人柳永，是一个具有艺术家气质的词人，他风流、落拓而又饱富才情。只是他那个时代，入仕是所有文人追求的核心目标，也是文人唯一的出路，因此艺术也要为之服务。那些在文坛执牛耳的领袖都能将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所以柳永虽有令人敬佩的才华，也只是用于花街柳巷。柳永*后家无余财，死后被一群妓女送葬。如果不是那活着时“不正经”的深广情怀，怎么能在历史上独成风景？ 喜欢看文人不正经的书屋。文人的书屋安适独立，于世间纷乱争逐之外，不一定大，有书足可以裹卷文人的气场。 丰子恺先生在他的“缘缘堂”里写作、画画，多少打击和创伤能够伤及他那颗善良的心？他的心一定具备了自给自足的本领，不然他不会给自己的书屋起名“缘缘堂”。他不露声色地点化着凡尘俗世中心乱意迷的人们，他是可以在乱世中获得文化定力的那种。看看先生的漫画，便知先生有多么“不正经”。他让一个孩子尝试雪花膏、牙膏的味道，他就想告诉世人，不为执着还为洒脱，人就这样一天天在无知、有知中把自己堆叠成了历史。 文人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寂寞之中；又不甘寂寞，努力地在社会空间中寻找自身的位置，确立话语权，寻找容身之地。文人率直，有一种莽撞地介入现实的力量。文人的不正经应该算是社会角落里的一朵奇葩。 现实生活并不是一般意义的一本正经，适用性太强的俗世，很容易激发人的功利体系，太正经的文人在此间活着，既不能真正的精神独立，又不能真正的空间独立，有几个字支着，很容易“看不惯一切”，很容易营造出一个“偏静”之境。中国文字在当代中国实用性中一直处于衰变过程，自己的书屋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有点“不正经”。 文人活在精神田园里*典型的代表人物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看他那“桃花源”似的生活，千百年来，无论平民百姓还是王胄贵族，都在声色犬马的天地间念叨这种生活。现代社会，农民都不能够守节，真要让文人过这样的生活，恐怕文人不比农民强。 见过许多书屋的叫法，“人境庐”“双忘斋”等，无非是“堂”“斋”“轩”，所有的出现形态大都是从古文人的文章中获得启悟。什么样的名字能有丰子恺的“缘缘堂”好呢？什么样的名字能有鲁迅的“三味书屋”好呢？什么样的名字能有郁达夫的“风雨茅庐”好呢？ 岁月粗糙如煤渣，又粗糙了多少情怀？“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郁达夫与王映霞，这对“富春江上神仙侣”到*后变成在泪眼中争吵度日的夫妻，寂寞一旦被世俗化，郁达夫也只好不正经地拿起笔，饱浸浓墨，在那衣衫上大写“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而已。 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不喜欢文人的山水画，而偏好人物画。再好的山水，也明知人家是在取法宋人、元人，也具备了雄浑沉稳一格，可我偏就不喜欢。可能是住在太行山上，看多了自然山水的缘故，看那雨淋山崖皱的样子，一看就是为画画走进山中的，少了纵酒放笔、任气使才的性情。喜欢看文人的人物画，喜欢那一脸的人事之渺小、天地之唯我的样子，很耐琢磨。 文人不正经是俗世的窗口，有呼吸，有体温，有古今。看看当下社会闹腾得多有阵势，闲余看看文人不正经的文字，文人说：看看吧，看看吧，阳世哪里有鬼，鬼都在人心里藏着呢！ 文人里的字画*难求的，大家认为是贾平凹，其实是错误的认为。平凹老师的字很好求，只要你和他“不正经”。那一年去四川郎酒集团开笔会，酒桌上我说：“平凹老师，外界对你评价不好呀，都说你小家子气。”他说：“我哪里小家子气了？”我说：“比如想求你字……”没等我把话讲完，他急忙说：“你把你的地址给我，我回去就写好寄给你。”果然，半月后收到十个大字：“凤栖常近日，鹤梦不离云。”和一个人正经，怎么可以求得到他的字呢？ 文人大多喜竹子，由喜而画。画竹可以写实，可以写心，来得快，有文人难得的高雅在纸上。我一见难得的高雅就想到了难得的流俗。能画好竹子的人是有画者骨格在里面，竹影疏朗，看似画得自在，却能看出笔头生拙老辣，意态清新俊逸。风流才子唐伯虎曾在一扇面上画了竹子，铺纸蘸毫，他的画如何？倒是《画竹诗》：“一林寒竹护山家，秋夜来听雨似麻。嘈杂欲疑蚕上叶，萧疏更比蟹爬沙。”可说是“流俗”得太不正经了。王维有“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之句，与《黄冈新建小竹楼记》有一比，王维是唐时难得高雅的诗人。不是所有的文章都说竹子是好东西，也有骂的：“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人是个怪物，多少好诗句我没有记住，偏偏这尖酸、不正经，反倒鲜活在我心里。 古今能说出“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只有苏东坡一人。“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只为了确证一件事——不可一日眼中无竹。可知他的另一面不正经呢，“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一个“压”字，道尽无数未说之语。 我的书房里挂过一幅字，不是名家写的，是很普通的一位友人应我的要求写下，八个字：“真水无香，假山有妖。”我喜欢这八个字。如今人到中年，觉得越发难以正经，倒不是想“玩世不恭”，实在是对自己很难正经。我不是名人，但知道名声卓著的人都有点“不正经”。看卢梭、托尔斯泰、雨果，包括我们的鲁迅。周先生给许广平写信是这样的：“广平兄，我是你的小白象呀！”那年他四十四岁，长得又老又黑又瘦。 几年前在京看电影《东邪西毒》，东邪带着一坛新酒，从绿色遍染的东边，到风沙干烈的西域，送给那里的西毒。一坛酒，一世人，就只为了一个女人——桃花。桃花是以此试探西毒的真心，东邪是借此一睹桃花的芳容，西毒是为了从此得到桃花的消息。一年一次，坛底见空。极喜欢导演王家卫那句把心掏走的台词：“今年因为五黄临太岁，周围都有旱灾，有旱灾的地方一定有麻烦，有麻烦，那我就有生意。我叫欧阳锋，我的职业就是帮助别人解除烦恼的。”王家卫的电影有一种文人在美学上，甚至空间关系、人际关系上自己的解释，有些不正经地强调诗情画意。 我喜欢庄子的一句话：“天地岂私贫我哉？”但，这句话一时没有想好请哪个不正经的文人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