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精)

　　现在我们可以对商代晚期以前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做些总结了。 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植根于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在持续约200万年的中国旧石器时代，铲形门齿等后世蒙古人种的特征普遍存在，砾石—石片工业传统贯穿始终，而南方砾石石器、北方小石器的差别也长期延续，表现出人类进化、文化发展上显著的连续性、统一性和多样性特征。至约公元前18000年华南和长江流域交界地带进入*早的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9000年新石器文化拓展至中国中东部地区并形成五大文化系统，其他地区还仍停留在旧石器时代末期或中石器时代。此时经济文化的多样性固然至为明显，而农业、陶器（陶容器）和磨制石器的三位一体也体现出相当的统一性，何况还不能排除陶器单一起源的可能性。 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萌芽于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约公元前7000年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文化得到很大发展，尤其约公元前62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中段后各文化区的交流明显频繁起来，在中原裴李岗文化等的强势扩张影响之下整合成四个文化系统，有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雏形。约公元前5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终于整合形成三大文化系统，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继续发展。无论如何，当时的早期中国社会尚处于比较简单、平等的阶段。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段或许与传说中的炎帝、蚩尤的时代相当。 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庙底沟时代。新石器时代晚期晚段，由于中原核心区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从晋南豫西核心区向外强力扩张，以前的三大文化区或文化系统的格局大为改观，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成三个层次的文化共同体，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庙底沟时代也是社会开始走向分化的时代，并已初步形成社会发展的三种不同模式，开启了早期中国文明起源的先河。庙底沟时代或许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相当。 约公元前3500～前1800年为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古国时代。大约公元前3500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早期，中原文化的势力减弱，各地文化的地方性特征大为增强，但先前早期中国的基本格局仍然存在。文化间交流碰撞的激烈程度前所未见，社会分化显著加强，普遍开始了走向文明社会的步伐，已基本进入初期文明社会阶段。约公元前2500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晚期或龙山时代前期，中原核心区再度崛起，其对外影响逐渐加强，但总体仍属群雄并起、各领风骚的时代，古城林立，天下万国，初始文明社会进一步发展。该阶段或许与传说中的颛顼、祝融、帝喾、尧、舜的时代相当。约公元前2200年进入龙山时代后期，中原的王湾三期文化等向长江中游等地强烈拓展，中原文化重获核心地位，约相当于夏代早中期。龙山时代实际上已具有从古国时代向王国时代过渡的性质，可称雏形王国阶段。 约公元前1800～前1300年为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王国时代。公元前1800年以后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从中原核心区向外强势扩张，使得文化格局发生重大调整，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再次交融联系成更大范围的四个层次的文化共同体。此时大型城市和宫室制度形成，青铜礼器和礼制日臻完善，出现二里头等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王都，进入成熟文明社会和真正的王国阶段，形成东、西两大社会发展模式。该阶段当与传说中的夏代和商代早期相当。 可以看出，“中国”既非自古就有、永恒不变，也非某些人所称只是中国人的“想象共同体”，早期中国有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只有了解这个过程，才有可能洞察其中的真实。与其就中国是否存在沙文主义等事体争论不休，不如先来考察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过程。 在早期中国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逐渐形成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征和特质徐苹芳和张光直曾对中国文明的特征和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做了论述：“中国文明不论是农作物的栽培（北粟南稻）、家畜的饲养（以猪、狗为主）、蚕丝的发明、瓷器的创造、土木结构的建筑形式、封闭式院落的布局、以政治功能为中心的城市、玉礼器和青铜礼器的使用、以形意为主的方块字、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和祖先崇拜等等，都说明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独立的原生文明”。 其一，以农为本、稳定内敛与礼器礼制。 民以食为天《汉书·郦食其传》：“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食物获取方式可有狩猎、采集、畜牧多种，但农业无疑是其中*有发展潜力的方式。早期中国处于气候适中的中纬度地区，拥有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占据适合耕种的广袤黄土地带，10000多年前即发明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形成互为补充的两大农业体系和以农为本的集体观念。在此基础之上，早期中国长期致力于维护社会内部秩序的稳定，逐渐形成复杂的礼制和稳重内敛的特质。早期中国虽有数千年漫长的发展历程，但主体范围一直限制在现今中国的河西走廊以东地区，基本没有大规模对外扩张的现象，“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 礼制是根植于社会内部的社会和道德规范。“器以藏礼”，礼制终需用礼器或物化的形式表达、强调、维持，而礼器也有数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20000年前中国大地上陶器的发明当出于炊煮的需要，早期中国时期格外发达的陶器的**功能仍然基于农业社会的炊煮烹饪，并在距今6000年前出现以专门炊器陶鼎为核心的礼器组合。此后4000年直至春秋战国，鼎一直为中国**礼器，当然还有与之相配的饮食器、酒器、乐器等。至少8000年前中国大地上已出现玉器，多元一体的玉文化为早期中国平添了不少温雅平和之气，同样在约距今6000年钺等玉器成为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礼器的还当有中国特色的漆器、丝帛之类。约距今4000年进入青铜时代，珍贵耐用的青铜器一跃成为礼器的主体。无论如何，虽然礼器形式和礼制内涵时有变化，但礼制却作为中国文化特质之一传承至秦汉以后。礼制当然有阶级属性，但其执中有度、自我节制的特征明显与西方文明有别。此外，二里头宫城所代表的封闭式的院落布局也体现礼制特征。 其二，整体思维、世俗观念与祖先崇拜。 早期中国文化偏重整体思维，强调全面、整体、系统、有机地看待事物。张光直说：“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可以说是*为令人注目的特征，是从意识形态上说来它是在一个整体性的宇宙形成论的框架里面创造出来的”。他引用佛尔斯脱（Peter T. Furst）的观点，将这种整体性的宇宙形成论描述为萨满式宇宙或巫术性宇宙。这种整体宇宙观或许植根于中国旧石器时代对圆形的特别体认，表现于裴李岗文化可能存在的卜筮、音乐、医术、天文兼通的巫觋，早期中国形成后则以八角形纹、太极纹、兽面纹玉琮、兽面纹青铜器等为特征。另外，早期中国的彩陶多半为几何形纹饰，更多表达某些抽象整体性观念。 早期中国文化总体注重俗世，其原始宗教信仰主要蕴含在日常生产生活当中，房屋建筑内罕见祭台雕像，少见偶像崇拜，祖先崇拜应当是这个信仰体系的核心。盛行土葬，为祖先安排永久的地下居所；墓地分区分组，井然有序，其空间分区应当主要依据血缘关系，体现对祖先的敬重和对社会秩序的重视，强调氏族和家族；其他祭坛、祭坑等祭祀场所只是处于次要地位。 其三，有主体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文化结构。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砾石—石片工业传统贯穿始终，而又存在南方砾石石器、北方小石器的不同系统，在文化发展上表现出显著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特征。新石器时代由五大文化系统交流融合成三大文化系统，其中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长江流域尤其是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已经凸显。庙底沟时代正式形成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主体、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三层次结构的早期中国，二里头—二里冈时代的早期中国甚至发展到四层次结构，其间虽有核心区中原文化相对衰弱的时候，但基本结构仍得以保持。这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文化结构一直延续到晚商西周以至于秦汉以后。 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也体现出多元一体特征。从庙底沟时代开始，就逐渐形成文明起源和社会发展的“东方模式”、“北方模式”、“中原模式”，其中“中原模式”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的特点，实际上成为后世中国文明的核心特质。就每个地区来说，距今5500年以后涌现出良渚文明、大汶口文明、屈家岭文明等诸多地方文明，是为“多元”的一面。与此同时，早期中国都出现社会分化、家族凸显、男权军权凸显等一般趋势，而且真正的早期中国文明必须着眼于全局，那已经是距今4000年左右夏代以后的事了，是为“一体”的一面。 早期中国文化有主体有中心的多元一体特点，是中国文明发展具有无穷活力而从未间断的根源所在。而这一文化特点与中国相对独立、广大多样的地理环境和两大河流域适宜发展农业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 其四，跌宕起伏的文化连续发展进程。 早期中国文化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因此中原文化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早期中国的起伏分合的发展过程。中原具备兴盛时影响全局、低谷时博采众长的特殊条件。在庙底沟时代、二里头—二里冈时代等中原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中原内部的统一性明显增强，对外影响也显著增大，是为“合”；在酝酿或低谷时期，中原文化内部的统一性受到明显削弱，外来影响则显著增大，是为“分”。高峰期中原文化的重要作用当然无可置疑，但过渡或低谷期的中原文化得以有机会博采众长、酝酿提高，其意义也不可小视。其实这两个阶段显然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正是在这种有吸有呼、有张有弛、有分有合的辩证过程中，中原文化得以呈螺旋式发展壮大，“早期中国文化圈”的范围由小到大、内部联系日趋密切、认同感日益加强，具有历史意义的“早期中国”起源、形成并得到连续发展。这样“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发展趋势在商周秦汉以后得以延续张忠培曾指出先秦时期的中国北方有三个相对统一和三个相对分裂的时期，三个相对统一的时期为“庙底沟文化期”、二里冈上层文化期、西周时期；三个相对分裂的时期为庙底沟文化期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和“半坡文化”期、仰韶后期至龙山时代、二里冈上层文化期之后。 早期中国起伏分合的文化连续发展进程，造就了中国人格外珍视传统的集体性格。其根本原因则与气候环境的周期性变化有关。 还要提及早期中国的人种和语言问题。秦汉以后的中国以汉族为主体，主要讲汉语。汉族的主要来源就是商周时期居住在黄河长江流域的东亚蒙古人种，可能当时的主要语言就是古汉语。商周以前早期中国除东亚蒙古人种外还有南亚、东北亚、北亚蒙古人种等，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为几个蒙古人种亚型的混合类型。如果从古代的角度看，或可称之为“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古西北类型”、“古东北类型”、“古华南类型”等，他们或许操不同的方言华南以至于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屿人群可能主体属于南岛语族。但无论如何，他们总体上属于蒙古人种，而且主体区黄河长江流域基本都是东亚蒙古人种，主要的语言或许不出古汉藏语系的范畴，可能和文化一样存在有主体的多元一体特征。当然，约距今4000年后可能操印欧语的欧洲人种进入新疆大部确为事实，但也常常表现出与蒙古人种混血的现象，文化上与河西等地也有所交流，为距今3300年以后融入更大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打下了基础。同样的人种类型或许更有认同感，但不同的人种类型也可发生血缘和文化上的交流，所谓“华夏族”或“汉族”更主要是基于文化而非血缘。 鉴古察今，我们看到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对此后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乃至于政治意义上中国的连续发展有深远影响。其有主体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文化结构，成为商周王朝畿服制度、秦汉直至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多元一统政治文化的基础，直接影响到世界文明体系中中国文明模式的形成，影响到新中国以后“中国道路”的选择，影响到古代的“朝贡体系”和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确立。其跌宕起伏的文化连续发展进程，奠定以后文化意义上中国连续发展、政治意义上中国长期维护和向往统一的基础。早期中国以农为本、稳定内敛、崇尚礼制、整体思维、注重俗世与祖先崇拜等特征或特质，影响到先秦儒家、道家等中、和、仁、义、孝、礼，以及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重要思想的形成，并几乎像遗传基因一样绵延至今。中国以后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或许还可以从中得到更多启示：　比如坚持文化的多元一体和改革开放；坚持文化强国战略，以基于传统、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引导中国走上健康发展道路；坚持国际上多元文化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反对扩张侵略、殖民体系、文化歧视等等。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早期中国文化过于重视社会内部秩序的维护，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略显保守；早期中国文化以农为本、以家族为基，缩小了城市、商业和公共事务发展的空间。优秀的要坚定传承，糟粕的不敝帚自珍，欠缺的需虚心学习。我们只有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积极吸收西方乃至全球一切优秀文化，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永葆文化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