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山好

隐秘的广场 2016 年，在教务处门外放置各种宣传单的小桌上看到“性暴力被害者综合咨询支援中心”的宣传小册，这是成立于 2015 年的组织，由民间组织与本地政府合作，“不要独自烦恼，请拨打电话”。小册色彩柔和，用了小巧温和的手写体，忍不住拿起来翻了翻。“你不希望的性方面的行为，都是性暴力。”“不仅是强奸、强制猥亵（包括未遂），也包括不愿意附和对方意图、被强迫的性方面的行为及性方面的虐待。”“此外，因性方面的言语或行为伤害到自尊感情，也属于性暴力范畴。”这些在现在看来已相当普及的常识，在当时的情境里依然令我感到新鲜，并隐隐觉得相当遥远，“性暴力”＝“暴力”＝“殊死搏斗”，这是长期以来我 脑海中的基本图式。 不久，在学校卫生间门后角落也看到了这份宣传册。“要不要跟我们谈一谈呢？聊什么都可以！”“为了你宝贵的身体与心灵。”那时距我遭遇校内熟人跟踪乃至更严重的情形，其实已经过去了几年。迟钝的我反复翻看这份小册，甚至没有领悟到它可能与自己存在的关系，但*终还是选择把它夹在手账里带走。 多年以前，一位很崇拜学者丈夫并经常与之联署作者名的女性研究者在我们跟前用惋惜无奈的口吻提起她的师母，说她那位博学质朴的老师很孤独，因为师母苛刻且没有学识，既不能辅佐老师，也无法给老师爱。“所以老师总是待在研究室不回家。”这是学院里可怜的充满矛盾的有关情感的教育。曾遇到一位老师，每到周末总将学生们叫到他的研究室饮酒，高兴了会讲些与学术有关的话题。那里是他的独立王国，围拢倾听的学生是他个人意义的彰显，家中等待的妻儿也是他作为成功人士不可缺少的装点。这是学院里代代相传的佳话模式，当时没有人觉得不适，大家都仿佛乐于参与其中。我们在这样的聚会里耳濡目染习得顺从、崇拜、秩序，幻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接近学问（其实仅是虚无的人际关系）。这里存在的陷阱是：师长是男性，只有男学生才有效仿师长这种模式的可能，多发论文、找到教职、娶妻生子、被弟子门生环绕，*好再有个不如自己的学术佳偶，既能为自己打杂助力，又可衬托自己的才华；女性在崇拜老师、怜悯师母之际，是将自己代入了老师，还是幻想自己会是更优秀、更理解老师的学术佳侣？ 异性之间存在多种模式的关系，但少见真正的平等。男性被鼓励去冲动、冒犯、突破防备，将胆大妄为视为男子气概。女性总被鼓励奉献或忍耐，掩藏痛楚或耻辱。这些叙事在各种文学作品、艺术作品里有极为丰富的呈现：少女的成年礼总是伴随孤注一掷的献身；婚姻中的男性往往有乏味刻薄庸俗丧失性特征及理解力的妻子，因此格外值得年轻女子的同情与眷恋。“你*初爱的那个人并不是你*终爱的那个人，爱不是*终目标而是一个过程，借助这个过程，一个人想去了解另一个人。”（《斯通纳》）这句话若单独拿出来看，似乎有些道理。但若回到故事的语境中，知道那是一位中年男性意识到婚姻失败后与年轻学生的婚外情， 便觉索然无味。大量情感专栏靠人们对爱的渴求或痛苦而得以存活，情感导师们颠来倒去说些似是而非毫无逻辑的片段，像星座占卜一般，抚慰人们不安的灵魂。 许多时候我们意识不到自己是幸存者，或者已经是受害者。面对既定的结构与规则，我们或许感到不快，但并不认为有必要反抗。在既定框架之下温和地解决问题，是许多人的理想。提出异议不仅有风险，也显得不够冷静理智。而与性有关的事件中的受害者，比一般事件中的受害者更容易遭到污名化。传统道德中，女性需要保卫贞洁，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无数文学作品赞颂处女的贞操与神秘，合理地失去贞操只有通过婚姻关系定义下的丈夫，此后她便不再具有性的魅力，而转为承担生育职能。这套腐朽的女性观念在中国至少已被批判了百余年，加上性革命浪潮的洗礼，我们一般都能对过去受传统性道德压迫的女性表示同情，并认为社会进步，我们已经充分幸运。但性侵事件中人们对受害者的苛责与侮辱，又让我意识到传统性道德的阴魂不散：清白自守教养良好的女性不会受到侵犯，受到侵犯必然事出有因；没有人知道她们身上具体发生了什么，焉知她没有合意甚至交易，焉知她不是未达目的而反咬一口——阴谋论总不过时；即便是对*无辜的受害者，也只能说句可怜，因为她在性的方面被掠夺，真是令人难以启齿的悲剧。诸如此类，所以隐忍与沉默是有教养的体现，将耻辱的性解释为不顺利的情感纠纷，对于弱者一方似乎更容易被接受。 甚至要等看到决绝的死、无辜且美丽的死，才能让人们感到震悚，进而有一点反思。而对于这样的死，我们其实已经看了很多，也积累了许多诸如“红颜薄命”“造化弄人”的轻薄叹息。当我再次想起卫生间内带走的小册，是在读到林奕含小说之后。那时她刚刚去世，我在网络书店购买了她的小说，花了一个晚上读完。这部小说令我内心发生地震，也许可以称作“启蒙”，天才的她，精准描摹了一种不同于印象中“殊死搏斗”的“性暴力”模式。一旦改变看问题的视角，世界将全然变貌。我并非不知道剧烈的痛楚，但那是*私人、*无法交流的，也难以准确描述，因此我选择掩埋，悄悄寻找藏身之处。而林奕含拨开笼罩在痛楚与耻辱之上的黑暗，将被掩埋的问题带到有光照亮的区域，我们可与之参照、衡量，进而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并发现自己与历史事件及他人苦痛的关联。我们知道，那段时期被认为是“我也是”（Me too）运动在亚洲的共振期，也令不少人嗤之以鼻，认为那只是小部分女权主义者的阴谋。然而事实上这仍然是一场深刻的共振，且尚未终结，从韩国的“姐姐来了”到《日本之耻》。 伊藤诗织的遭遇在日本并不是闻所未闻的事。日本职场、高校性骚扰、性侵案频发，但加害者被判罪的情况则非常少。单是2019 年 3 月，日本就有四起性侵案例做出无罪判决，以至于有“属于强奸者的黑暗三月”的说法。其中 3 月 12 日福冈地裁久留米支部的判决案例与伊藤诗织的情况有相似之处，该案中的女性社员与上司外出饮酒，被要求一口饮下龙舌兰，随后烂醉。正当她在店内沙发上躺卧休息之际，上司实施了性侵行为。女性报案，检方提起诉讼，而法院判决认为，女性在烂醉情况下没有抵抗能力，但上司将她的拒绝（いや）误认为许可（いい），并无“犯罪故意”，因此无罪。3 月 19 日静冈地裁浜松支部的案例判决逻辑也很类似，一在日墨西哥中年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