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的怒潮: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

第四章（节选） 在过去的十年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批评者不断抨击其混乱无序的领导风格。他逆转了许多重大决策，却不承认甚至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无论某个人的表现多么令人讨厌，他都不愿意将其解雇。他还草率地在原有政府机构之上建立新的机构，却不规定它们各自的职权范围。无论建言者提出什么样的新建议，罗斯福似乎都颇为认同。连他*忠实的拥护者也不会认为他有管理的天赋。“他不是那种通常意义上的行政首脑，”担任过罗斯福的总检察长，1941年被任命为*高法院大法官的罗伯特·H. 杰克逊评价说，“他当然不是一个擅长管理的人，而且在正常的情况下……他能否成为一位杰出的总统也值得怀疑。”杰克逊说，当富兰克林·罗斯福为特定的政策感到犹豫不决时，想要让他拿定主意是不可能的。他会耗上好几个月，暂停、拖延、阻挠并且*终拒绝采取行动。而在另一些时候，他会做出影响深远的决定，“冷静沉着，有时甚至会让他的顾问们感到惊讶”。白宫预算主管哈罗德·史密斯承认，罗斯福的许多国内规划不尽如人意，但他认为总统是一个天生拥有远见卓识的人，“是政府里真正的艺术家”。 杰克逊·波洛克的画派和马克斯兄弟可能会立刻反驳。“大胆实验”一直是新政的指导原则，但一个处在战争状态的国家能否承担未经验证的方法带来的风险？如果不能，失败的代价会以美国人的血来偿还吗？ 为了战胜大萧条，总统及其手下创建了一大堆新的联邦机构，相应地也造了一堆“缩写词”；为了打败轴心国，他们又造出了一堆，如OPA、OPM、DPC、WPB、OWI、WRB和SPAB——为了不让本页看起来太过杂乱，这里就不多引了。资深的报纸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虽然不是罗斯福政府的反对党的批评家，但是对这些机构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评论。他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写道： 由于一个人无论多么无能，表现多么糟糕，都保得住饭碗和工资，我们政府的首脑罗斯福先生成了典型的反面教材，展示了纪律可以被破坏到何种地步。人们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某个官员不能胜任其职务，那么他的职务可能会取消，但这个人不会被解雇。因此，颠倒是非、阳奉阴违和摇唇鼓舌成了办事的常态，无论是干好事还是坏事。如果一切都要转弯抹角才能办到，人们就不会直截了当地行事了。 当有能力的人在无能但又不会被解雇的人中间办事时，他们的能量会消耗殆尽。如果罗斯福先生早期的政治承诺和过去的政治错误所遗留的问题集中爆发，整场战争的走向都会受到影响。 虽然罗斯福的党派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占绝大多数，但其1942年中期选举的前景却不乐观。一度无懈可击的民主党新政联盟——北方和中西部的城市居民、工会、自由派、少数族裔和天主教徒与可靠的南方诸州组成的联盟——已经因战争的破坏而分崩离析。数百万军人和战时工人被迫背井离乡，因此离开了世居的投票区。选民投票率预计将创下历史新低，剩下的选民都是倾向于共和党的老年人、农民和富人。 那年初夏，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两党团结一心的局面不复存在，钩心斗角的党派纷争重现政坛，激烈程度不输过往。所有人都重复着团结爱国的陈词滥调，但反罗斯福的媒体和议员对政府的批评更加随意和激进了。同时，共和党人愤怒地扼杀了在战争期间暂停政治活动的所有建议。盟国捍卫的难道不是民主党的反对派主张的权利吗？1942年4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承诺为“彻底战胜”轴心国而努力，还补充发表了“庄严声明”，称共和党将“维护美国的政体……和两党制”。当总统提议将党组织重组为民防联盟时，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对记者说：“要是我像戴着钢盔、拿着手电筒和一桶沙子的防空队员一样站在街角向罗斯福鞠躬，我会觉得恶心。” 报业大亨们曾经用整版报纸反对新政提案，领导战前的孤立主义，*突出的是罗伯特·麦考密克、锡西·帕特森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他们声称支持这场战争，但谴责总统愚蠢的指挥。罗斯福在国会中的敌人，包括1940年和1941年的孤立主义领导者，此时正鼓动人们集中资源攻打日本而不是德国，而且对美国在作战中的损失抱怨连连。他们似乎决定不惜用一切手段来破坏政府的管理，但这可能仅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出于真正的信念。许多观察家怀疑他们并非真正关心战争。《圣路易斯邮报》驻华盛顿的记者马奎斯·蔡尔兹严厉指责道：“不管官方在12月8日怎么解释，*盲目和*顽固的人都会继续相信，珍珠港事件是美国自找的，因为美国没有像那些聪明人建议的那样保持纯净和孤立。” 批评者的立场摇摆不定。他们一边抨击当局，一边宣称所有的美国人都应该搁置争议，团结一致，赢得战争。民主党人愤怒地指责那些在战争期间批评总统的人，说他们等于是在给轴心国做政治宣传。国会辩论中的用词变得越来越恶毒。6月25日，来自怀俄明州的参议员哈里·施瓦茨发言时猛烈地抨击了那些“挑拨阶级冲突，灌输种族仇恨和宗教仇恨的搬弄是非者。他们无意间使用了希特勒*有效的宣传手段。……这种纳粹宣传机器吸引的是为个人的野心和隐秘的仇恨所蒙蔽的追随者，他们一心要为自己谋利。他们并非故意要这场战争或民主失败，但他们的做法却有导致这种事情发生的危险”。 这场战争难免会让联邦和总统的权力增加，两党保守人士都对此感到绝望。华盛顿的商业靠的是政府，而此时商业正前所未有地繁荣，连新政的巅峰时期都比不了。他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这场战争会使美国形成巨大的官僚政府。总统在国会的敌人默许了拨巨款来动员和武装部队的提案，但是共和党和南方保守派民主党人否决了几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政方案，或是拒绝为其拨款，这些方案涉及的机构包括民间资源保护队、工程振兴局和国家青年管理局。罗斯福甚至没有试着挽救它们。战争本身就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来抵消损失，他的核心立法成果（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集体谈判和银行监管法）将会继续存在。 国会决心发挥更大作用，而非只是贯彻总统的意志，但两党的成员都意识到，建设性的监督和横加阻挠是截然不同的。共和党传统的孤立主义领导层和日益壮大的国际主义集团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后者的领袖是1940年落选的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全面战争只能由一个协调的、集中的行政权力机构来应对，因而国会不可避免地沦为了决策的旁观者。人们希望国会能及时为军事预算提供充分的资金，反对意见只要象征性地提出一点就可以了。议员可以拿充分的证据来指责政府无能、浪费、超支、腐败、内斗和垄断，但任何一种监督职能都不允许减缓战争动员的进程。 …… 虽然罗斯福从来没有穿过制服，但他完全适应了总司令的角色，会见将领的时候一点也不打怵。如果考虑政治或外交方面的因素后，需要推翻参谋长的决定，总统从不犹豫。“我是一个固执的荷兰人，”他可能会说，“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我们必须按这个决定执行。你们改变不了我的主意。”马歇尔和金很快便开始以向白宫提交联合决议的方式来减少总统影响作战计划的机会。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总统几乎总是会爽快地同意。 总统骨子里是海军的人，这一点大家都清楚，包括马歇尔和史汀生，但他们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控制的。而对于海军将领来说，他对海军的偏爱就是让人喜忧参半的。罗斯福喜欢插手海军事务，他这个习惯可以追溯到1913年，当时新当选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让这个31岁的前纽约州参议员担任助理海军部长。在低调的海军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的手下，年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负责监督海军的日常运作，并亲自指挥了**次世界大战的动员工作。他和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的大部分中级海军军官都有过一定的接触，包括金、尼米兹、哈尔西、斯塔克、莱希、托尔斯、斯普鲁恩斯、弗莱彻、特纳等，那时他们还是上尉和少校。 罗斯福总统长期以来有个习惯，要求海军提供给他某些军舰和军官的信息——总司令一般不会关注这些信息。当他为新的舰艇设计或武器系统提出即兴的想法时，海军部就得去研究这些建议，并（委婉地）解释为什么这些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罗斯福会若无其事地跨级指挥，例如直接命令某艘舰艇去特定的战区，或者派遣军官进行实地调查，命令他们直接向自己报告。而另一方面，罗斯福又有一种天赋，善于把合适的将领在合适的时机派到合适的岗位上。他在这方面的表现并不完美，但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做出了两项重要的人事决策，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这两个决策无比正确。他将金召回华盛顿管理海军，并且将尼米兹派到夏威夷去指挥太平洋舰队。 媒体和国会中有人建议总统将*高指挥权移交给能够胜任的军事权威，比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罗斯福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们。罗斯福对他的私人医生罗斯·麦金太尔说：“我的罪行是我读过宪法，并且支持它。制定宪法的人要求总统在和平时代做*高行政官，战争时代做*高指挥官，还有什么比这更清楚吗？” 对于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来说，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是混在一起的，他的大部分工作是在白宫的“椭圆形书房”（白宫寓所内）甚至卧室里做的。面见总统时，军事首脑自然愿意和他的私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也是很得体的做法。（例如，要求欧内斯特·金和乔治·马歇尔在总统端着托盘在床上吃早餐的时候，坐在这位总司令的床尾汇报工作，是在为难他们。）但是，如果有问题需要总统及时关注，礼仪就成了次要的问题。马歇尔和金是白宫的常客，这两个人已经习惯了在向总统做简报的时候，看他拿着放大镜盯着集邮册出神。在夏季的周末，高级军官经常开车60多英里来到香格里拉，与罗斯福坐在装了帘子的门廊里，俯瞰凯托克廷峡谷的田园景色。收到总统手写的信件时，这些军事首脑别无选择，只能默许他以亲切的口吻称呼自己（“亲爱的欧尼”），然后在回信的时候坚决采用恰当的称呼（“致总统先生的备忘”）。 许多工作可以通过哈里·霍普金斯来完成，他是总统的首席顾问，也是其密友。“瘾君子哈里”（他就住在白宫总统房间另一头的卧室里）的地位超过了罗斯福内阁中的所有成员，他会在紧要关头引导总统做出理性的决策。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所以所有的军事首脑都非常尊重霍普金斯。但是霍普金斯已忙得不可开交，而且他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也没有军事方面的经验。1942年6月，马歇尔提议将一名新人安排进白宫，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联络员。这个“军事参谋长”应该是某个兵种的幕后掌控者，与罗斯福共事过，并且熟悉他的怪异处事方式。 金*初的直觉是抵制这个提议，这也许是因为他不想让另一个军官插在自己和总统之间，也或许是因为他认为马歇尔会推荐一位陆军将领。马歇尔化解了金的第二个疑虑，因为他推荐的是海军上将威廉·D. 莱希，一位已经退役的海军作战部长。莱希自1915年就认识罗斯福，当时莱希负责指挥“多尔芬号”海军通信船。他和他妻子都是罗斯福的密友，同时也是海德公园的常客。1939年，莱希从海军退役后，总统任命他为波多黎各总督。1941年，莱希被派往法国担任以贝当元帅为首的维希政府的大使。1942年7月7日，罗斯福与莱希在白宫共进午餐，并为他提供了这份工作。莱希接受了。 恢复现役后，作为四星上将，莱希成了美军所有武装部队中资历*高的军官（从**次获得军衔的日期算起）。考虑到他的资历，他被推举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临时主席。作为前海军作战部长，他十分理解海军对太平洋地区的担忧，但是，他在维希政府任职的经历也让他更加认可欧洲优先的原则。人们希望温和的外交官莱希能稍微调和一下金的火暴脾气。 在大多数早晨，莱希会径直走向总统的居室，罗斯福往往正躺在四柱床上，睡衣上搭着一件印有花押字的海军披风，行动不便的腿上搭着毯子，边看报纸边吃托盘里的早餐，也有可能正在浴室里刮胡子。这位海军上将会在角落里坐下来，开始总结战地指挥官发来的报告，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新发出的命令，或者是总结参谋人员发布的重要研究报告。 听说丘吉尔在伦敦的地下掩体中有个精美的“地图室”后，罗斯福认定白宫也应该建立一个类似的指挥中心。为此，罗斯福让人腾空了一楼的一个大房间，由海军上校约翰·L. 麦克雷负责管理。欧洲和太平洋的大型地图挂在相对的墙壁上。东南亚、地中海和北非的地图较小，挂在欧洲和太平洋的地图之间。这些地图挂得都比较低，好让总统能坐在轮椅上查看。旗帜和彩钉标记出盟军和轴心国已知的海军、陆军和航空部队的位置。“三巨头”（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目前的位置用特殊的钉子表示——雪茄代表丘吉尔，烟斗代表斯大林，香烟代表罗斯福。通过安全的专用电话线路，海军部和战争部每个小时都会汇报*新的消息。 地图室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值班，*终海军和陆军在这里各有六名军官。一名警卫负责站岗，只有六名白宫工作人员可以进入。（埃莉诺·罗斯福在得知每天都可以从这里了解儿子的位置后，随时都可能会来看看，卫兵没有勇气阻止她。）麦金太尔医生的办公室位于隔壁，罗斯福每天下午都在他那里接受鼻窦治疗。莱希和霍普金斯经常陪着总统。丘吉尔在来访期间几乎总是待在这里。从各个方面看，这里都是二战盟军的指挥中心。“麦克雷，”莱希说，“我认为你的地图室里集中的战争信息超过了华盛顿任何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