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莫把(论语)作书读

一　做名儒者意味着什么？ 西方宗教传统中，说基督教论耶稣纪元前属无稽之谈， 说伊斯兰教讲穆罕默德前也是如此。但显然说犹太教讲摩西之前却很合理，这也同样适用于论儒家教义与实践。[1] 或许，知晓孔子为何人，有何作为，为何成为中国两千年文明*著名人类标识的*佳途径，就在于认识到，绝大多数孔子的主张——重礼仪、尊崇祖先、讲为学、看重家庭关系及等级社会秩序等——早已根植于孔子降世千年之前的中国文化中。 确然，孔子极大地改造了其所承继的文化资源。许多中国古代习俗、政治规范及宗教实践原本立基于超自然信仰，它们在孔子（前551—前479）的时代早已不为当时善思的当权者所采习。孔子天才的绝大成分在于：即便那些社会习俗、政治法则、社会规范以及宗教实践等的存在理由已过时，但孔子却赋予其人性及自然的合理性，而使之没被全然抛弃 。后文（第11、12 章）我将会再谈到这个话题。现在，我想引述20 世纪初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GeorgeSantayana, 1863—1952）的话，稍微扩充一下孔子这方面的洞识。桑塔亚那说，“我全然反对罗马教廷的教义——但我欣然于圣祭仪式的光荣与美丽”。同理，卡尔·马克思被问及为何常常参加圣祭仪式，也说：“除此之外，到什么地方可以白听巴赫呢？” 大概基于这一点，儒家从来都不是一个静止系统，尽管它因此而招致东亚内外非难儒家者的多般诟病。甚者，儒家也从来根本上不是一个 “系统”（system），其整个历史过程时时处于改变、适应中；用“Confucianism”一词是个误导，原因之一在于，古代汉语中没有与此相对应的词（下文详述）。即便那些*早期的精英——即孔子及其*密切的小圈子（子思、孟子、荀子等）逝后所开拓的观念，也有异于《论语》；汉代文人们立基于这一过去并不存在却在不断扩大的传统，又加入了某种形而上学（与教条）；宋代理学家们重新解读了文本，集大成者朱熹的解读，则深受佛家影响，同时那些改变了中国的多重社会、经济与技术的变革也影响了他，而朱熹的再解读又被此后明清两代再解读了。例如，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观点与朱熹观点的差异恰如柏拉图之于亚里士多德，但二人同被描述为“理学家”。20世纪由于受两次世界大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起起落落、经济与政治事件国际化的影响，出现了重建儒家信念的努力，这一过程也再次延续至21世纪，并在中西方同时发生。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儒家观念一开始即受到墨家、法家、道家及其他学派的挑战。后在其宗教意义上，又被佛家摧垮了一千多年之后，复兴于11世纪的宋明理学，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期间又遭受耶稣会、道明会、方济各会传教士们的挑战。200年之后，儒家观念又开始承受来自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及新教教士濡染，后来日俄两国又入侵，19世纪末西方个人主义、平等民主等启蒙思想受到推崇，之后，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乃至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发动了“批孔”运动。 但儒家教义在此种种攻击下，适应、恢复、重新获得人们的重视，这确乎值得思索：是出于今人好古的兴趣？抑或，它可以折射当代中国领导阶层的思考模式？或者，我们更可作这样的设想：那条孔子*先展望的生活道路，是否有可能不仅面对过去、讲述过去，而且也在言说当下？且不仅之于中国人，亦之于所有文化之人？当今中国确然正经历某种儒学“复兴”，且很多并非来自政府的支持。例如，中国绝大多数大学都有儒学研究，独立的儒家小学与中学学院也在整个中国不断兴起；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在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目前已有350 多所。但这并不是说，儒家理念应当被视为人人皆应秉持的普世宗教哲学。恰恰相反，所谓儒家之 “道”的核心要义，恰在于世上有许多独特的“人道”——我们每个人都应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历史、血统、才情与个性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