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仰阅读:传奇出版人罗伯特.戈特利布回忆录

1957年8月29日，坎迪达寄来一封短信，上面写着：“这是我们昨天谈到的约瑟夫·海勒的《第十八条军规》书稿。大约一年前 他在《新世界写作》杂志上发表**章以后，我就一直关注他。他在《大西洋月刊》《时尚先生》等杂志发过一些东西。下周一起吃午饭时我会告诉你更多他的情况。此致，坎迪达。”随信寄来了大约七十五页书稿，我被其中的声音、幽默和愤怒所击中。我们报价五百美元买下优先出版权。其时，杰克·古德曼刚去世几个月，整个编辑部已经变得没什么固定章法了；要是我说“我想做这个”，没人会有兴趣说“不”。乔 和坎迪达决定等书稿写得足够长了再签正式的合约。 我**次见到乔，是请他到我们办公室附近一家菜单丰盛的餐厅吃午饭。他一来就令我大吃一惊。我本来想象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爱逗乐的人。可我见到的是基本上是一个身着灰色法兰绒正装的人——他当时在麦考尔广告公司做广告主管，看上去就是干这个的。说话也像。我发现他小心翼翼的（鉴于他的书中许多地方体现出的妄想症倾向，这其实并不奇怪），态度不置可否，显然就是来看我一眼。他后来告诉我，他觉得我当时挺紧张，而且简直乳臭未干。我其实只比他小八岁，但他是成熟的退伍军人，前大学教师，成功的企业主管。而我，二十六岁，长相比实际年龄小得多，没有当编辑、出版人的过往资历——当时离我出版米特福德和其他作者还早。所以这次会面并不是“一见钟情”，而是后来证明重要得多的关系：一种从未褪色的工作与个人关系，尽管我们历次合作间隔时间很长，尽管我们陆续合作出书四十多年却极少在社交场上见面。（也许这反而是保持我们关系的原因？）如同我和德卡·米特福德之间的合作一样，我们之间从未恶语相向，始终是完全的信任。我知道我随时都可向他求助，也知道他对我同样这样想。确实，在我们未来的个人生活中，都有黑暗的时刻等着我们——通常都和孩子有关——*后都证明了这种信任。 *重要的信任是对书稿的编辑。我们初次见面之后大约过了三年，他写完了。他一交稿，我就对文本一通猛攻——我心态很放松，因为我根本没想我面对的是将来会成为圣书一般的文本。另一方面，乔作为自己作品的编辑，也像他写作一样高明，绝对没有作家的自恋。对于《军规》一书，就和我们后来合作的所有书一样，他修改起来总是大刀阔斧，不知疲倦，（对自己）毫不留情，不管是对我们在处理的一个词、一个句子、一个对话片段，还是一个场景。我们就像两个外科医生镇定地给一个麻醉中的病人做手术。“这在此处没用。”“移到那里怎么样？”“不，*好砍掉。”“好，可这样一来我们得改这个。”“这样改?”“不，那样改。”“完美！”在这样的对话中，我们谁都有可能说任何一句话。那时，我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意识到，他的这种缺少防备之心是多么稀有，何况在他心目中，这本书毫无疑问是非同寻常的，我们正在创造文学史。一直到*后一分钟，我们付印前不久，我告诉他有一个章节风格突兀，我不喜欢——在我看来，这个实验性强的章节破坏了整本书的基调——我想把它删掉，他毫不犹豫就同意了。（几年后，他把这个章节拿到《时尚先生》发表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这么确信，但我对自己作为读者的判断力从不怀疑，尽管在生活的许多方面我不太相信自己。 乔非常急于提到我的贡献，使得有一天早上我读完他给《纽约时报》的采访稿后，不得不打电话请他把提到我的地方删掉。我当时认为，现在依然认为，不应该让读者知道编辑对书的干预作用；他们有权认为，他们正在读的书全部来自于作者。不过事情已经过去够久远了，现在我纵容自己重复乔的女儿埃丽卡在她不折不扣的回忆录《约塞连眠于此》所写的话，也没什么坏处：“我爸爸和鲍勃有一种同志情谊，还有一种近乎神秘的相互尊重。不管鲍勃的铅笔划到哪儿，或者他建议删改、移动、重写什么内容，我爸爸都不以为忤。对爸爸来说，编辑写的每一个词、划的每一条线都是神圣的。”这虽然是善意的夸张，但的确反映了我俩之间交往的事实。 这并不是说《军规》的出版之路上没有磕磕绊绊。首先，完稿送来后，有一些同事非常不喜欢——他们认为它粗俗，还说书中的重复是作者的粗疏，而不是乔有意为之的一种关键表达方式。接着，我们还有一个案头编辑，她一门心思只盯着文字，听不见作者的声调。她犯下了许多滔天罪行，比如乔经常故意连用三个形容词修饰一个名词，她就不能容忍。她问也不问我就把每一处的第三个形容词划掉。是的，她的每一处改动都被恢复了，但当时还没有电脑：全部得手工恢复，白白浪费了几个星期。 等到一切就绪准备出版，在确定秋季书目上新书印数的会议上，唱反调的人报了五千册。这下唤醒了尼娜内心沉睡的老虎。是的，每个人心目中她都是一个天才，但也像一只可爱的小兔子。她突然站起来，扫视一圈，说：“如果凭我这么多年的经验看准一本书都不能保证有七千五百册印量的话，我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大家目瞪口呆。这不像是大家认识和喜爱的尼娜。“没问题，尼娜！”“你说得对，尼娜！”“你认为应该印七千五百册，那就七千五，尼娜！”整个场面变得极其滑稽，也让我特别满足，我和她把这次会议称为“尼娜·伯恩不再是小兔子”的转折点，我喜欢（私下里）把这个功劳归功于自己。后来，当她变得更决断一些的时候，我可能偶尔会后退，她就会说：“你可以把小兔子从某人身体里揪出来，但你再也放不回去了。”在这场把《第二十二条军规》推向世界的著名营销大战中，出版生涯七十年中对《军规》比任何一本书都要投入的尼娜，是秘密武器，也是“致命”武器。 但《军规》出版之路上*大的“军规”是书名。在乔写作这本书的整个七年左右时间——包括他、坎迪达、尼娜和我越来越投入的四年中——书名一直是《第十八条军规》(Catch 18)。接着到了1961年，《出版人周刊》有一期春季特刊专门预告每家出版社当年秋季新书，我们看见近来因超级畅销书《出埃及记》而名声大噪的里昂·尤里斯将要出版的新书叫《米拉街十八号》（Mila 18）。他们把我们的数字偷走了！今天你感觉不到这里面受伤的味道，但在那一刻，那岂止是创伤，那是悲剧。显然，“18”只能走。可换哪个数字呢？ 有一度，“11”是我们认真考虑的数字，但因为新近上映的电影《十一罗汉》（Ocean’s 11）而放弃。然后乔提出“14”，但我觉得“14”听上去没感觉，否了。时间越来越紧。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冥思苦想，灵感来了。第二天一早我就打电话给乔喊道：“乔，有了！22！比18更滑稽！”一个数字比另一个数字更滑稽这种说法，显然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经典案例，但我们就是要欺骗自己。 多年以后，随着坎迪达健康状况和自信心日益下降，她对单纯的数据记忆越来越模糊，她开始跟采访者说，我们确定用“22”是因为10月22日是她的生日，所以这个书名是献给她的。我很难过，一个曾经那么有才华、那么睿智的人会降格到这样的地步，宽容地说是幻想，不那么宽容地说，就是撒谎了。乔喜欢她也感激她，但心里很清楚，她与严格意义上的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很脆弱的，所以*终决定他的小说只能换经纪人代理。（为了避免让她感到羞辱，他同意让她继续代理他小说以外的作品。）坎迪达曾经拥有一个令人惊叹的代理作者名单，包括菲利普·罗斯、索尔·贝娄、马里奥·普佐、伯纳德·马拉默德、托马斯·品钦等等，却眼睁睁地看着几乎所有这些人离开了她。我的结论是，如同大多数男孩一样，她的这些“孩子”都要离开母亲。 我自己和坎迪达的关系则在《第二十二条军规》出版几十年后，以不堪收场。我发现她在一个牵涉几百万美元和一位大牌作家的交易谈判中向我撒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谎。出版界很少有欺骗，所以当她*后承认她确实欺骗了我，我既愤怒又伤心，再也无法和她对话。“话题制造中心”就这样令人悲伤地画上了句号。 但在辉煌时期，维系我们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友谊，还有《第二十二条军规》带来的兴奋。要谈“营销活动”就等于给某种还不存在的事物加上标签。没有营销计划，没有预算：尼娜和我就是把每天想到的点子付诸行动，尽情挥洒我们的精力（和西蒙-舒斯特的钱）。我们先是在每天出版的《纽约时报》打预告广告，突出这一代*杰出的设计师保罗·培根为封面设计的小标记，一个肢体扭曲、腾空的飞行员形象。我们寄出了大量试读本，还附上尼娜写的推荐信，她称为“精神错乱的家庭女教师之信”，比如她说“这个精神错乱的家庭女教师相信这个宝宝是她自己的”。盛赞的好评几乎立刻如潮水般涌来。尤其让乔高兴的是阿尔特·巴克沃德 从巴黎发来的电报： 向约瑟夫·海勒祝贺写出杰作《第二十二条军规》。我认为它是史上*佳战争作品之一。 欧文·肖和詹姆斯·琼斯也这样认为。 **批盛赞的人范围之广令人吃惊，从纳尔逊·艾格林（“多年来无论放在哪里都是*好的美国小说”）到哈珀·李（“《第二十二条军规》是我读过的唯一一本有意义的战争小说”）到诺曼·波德霍雷茨（！） 。我们收到至少二十位著名作家的来信，而我们*喜欢的，反倒是伊夫林·沃的以下这封信： 亲爱的伯恩小姐： 谢谢您寄《第二十二条军规》给我。您对这本书如此着迷真令我感到遗憾。其中有许多段落挺不适合女士阅读的。它不仅粗俗，还啰嗦，这些都损害了它的价值。应该删掉一半篇幅。尤其是写米洛这个人物的事情应该删掉或者大幅缩减。 您称它为长篇小说是错误的。它是一本人物速写集——不同章节的内容时有重复——根本谈不上结构。 许多对话很滑稽。 也许您可以这样引用我的话：“这部小说对美国军官腐败、懦弱和粗鲁的揭露，只会令亲者痛（比如我本人）而仇者快。” 此致， 伊夫林·沃 我们没有采用他提议的这句话，也许应该采用的。 评论毁誉参半，有捧上天的，也有踩到底的，但书的销量节节攀升，虽然是缓慢地增长——从没有好到把它送进畅销书排行榜的地步，但已经足够让我们一再稳定地加印。同时，尼娜和我一看到有新的动态就发一波相关的广告宣传，把越来越多评论家、书商、学者和普通读者的赞美都用了一遍：我们寄出了几千本包含回信邮费的样书，收到了几百封回信，既有正面评价（“极好笑”，“滑稽”），也有负面（“纯粹浪费时间”，“如果空军里有疯子——我们是怎么打胜仗的？”）。喜爱它的人很多都像尼娜那样成了“精神错乱的家庭女教师”。比如下面这位大学教师写的： 一开始，我在室内时到哪个房间都得带着它。然后，每次外出都得带着它。我到哪里都读——公交车上，地铁里，杂货店收银排队中。要是它不在视线之内，我就抓狂……直到昨晚我终于读完了，放声大哭。我想我再也恢复不了了……但在我因《第二十二条军规》而死之前，我要尽我一切所能让它活着。我要把地铁里的广告换成“答应她一切，除了给她《第二十二条军规》。”我要在我能找到的每一个平面上都写“第二十二条军规”。我要明知侵权还要安排一辆“第二十二条军规”自由巴士到处开……因为《第二十二条军规》，今天我更幸福了。更幸福，更悲伤，更疯狂，更理性，更健康，更智慧，更勇敢。就因为知道它存在。感谢你们。 还有许多寄给乔或者给我们的信，即使不那么狂热，也可与之相比。来信者有期货经纪人，有新泽西的压铸设备制造商，有纽约的老奶奶，有俄勒冈尤金市的十五岁男孩，有家庭主妇（“这里是午夜，我正在接好几个人的电话，我送过书给他们，现在他们争着要向我朗读。”）。 正是这种毫无保留的热情确保了乔的成功——读者们的冲动激情让球一直滚。（一个著名例子是国家广播公司的节目主持人约翰·钱塞勒捣鼓印制了几千张写着“约塞连万岁” 的贴纸到处贴，然后这个贴纸在校园和公共建筑遍地开花。另一个书迷则设计了“约塞连比扶轮社好” 的贴纸广为散发。）的确，《军规》因其挑战权威和建制的精神而引起大学生的广泛共鸣；评论者一再把它对年轻人的影响与《麦田里的守望者》和《蝇王》相比。 所有这些现象都为我们持续策划的宣传大广告提供了有用素材。庆祝出版六个月，我们就打了巨大的广告“《第二十二条军规》报告”。庆祝它成为英国畅销书排行榜冠军（还赢得了肯尼思·泰南、格雷厄姆·格林、菲利普·汤因比的极高好评），在《纽约时报》又打了一整版广告。*后，又是一整版，高喊“生日快乐，《第二十二条军规》！”到那时候，我们已经卖出大约三万五千册精装版，但巨大的商业成功将随着戴尔出版社推出的廉价平装版而到来，这个版本卖出了几百万册（它也创造了平装书史上出版**年销量*大的记录）。当时人们就广泛认为，大家读它是对越南战争的一种激烈反抗，我相信乔在一开始坐下来写作的时候，还压根不知道越南这个地方。 我自己读这本书的体会多少跟大多数狂热书迷不同：我是当它悲剧而不是喜剧读的。它的幽默与其说是滑稽的，不如说是痛苦的。帮助我加深对它理解的是迈克·尼克尔斯改编执导的电影——电影拍得聪明，不惜成本，表演逼真，但就是哪儿不对劲。我想我知道原因。《第二十二条军规》，即便它确实反映了战争状况，但毕竟是超现实主义的。当摄像机把一切如实拍下来的时候，它的本色就消失了。 因为《军规》成了如此轰动的出版现象，因为尼娜和我为了它的销售所做的大量工作都引来大量眼球和出版界的讨论，也因为乔不停地告诉别人我的编辑工作对书起了关键作用，我本人也非常受关注——在关心此类问题的人看来，它至今仍是与我关系*紧密的一本书。但在它出版后的许多年中，我基本上就不再惦记它了。我再也没有重读——因为担心我会不如当初那样喜爱它。2011年人们隆重纪念它出版五十周年之际，我同意参加一些纪念活动。但碰到一条“军规”：《第二十二条军规》。如果我不重读就没法谈论它。所以我发现自己依然那么爱它，发现尼娜、坎迪达和我——还有乔——以及整个世界——没有因为我们对它的激情而被误导——不由松了一大口气。我再一次被小说结构的精彩、写作的快感、传递的痛苦和幽默所打动。 但是，我的阅读被一段两页长的情节所打断，我觉得发挥过头，也不太好笑，接着我就想起半个世纪以前，我在这个地方有过一模一样的体验。为什么当时我没有处理？是乔有过这么一次仅有的反抗？是不是在无休无止的删改之后累得不想再看一遍？没法知道了。不过，我还是感到欣慰，我的编辑直觉，无论对错，这么多年至少还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