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中文学报(第七辑)

　　《厦大中文学报（第七辑）》：　　（二）首次把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分为四种范式　　在对中国现代文学三大思潮内涵重新界定的基础上，俞先生进而深化了对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提出一个全新的命题——20世纪上半叶，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可分化为四种主要范式：一是以早期鲁迅为代表的尼采式的哲学浪漫主义，它偏于从强力意志的角度激发悲剧性的抗争精神；二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卢梭式的美学浪漫主义，它偏于从美的哲学角度对人类在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异化状态的抗衡；三是以1930年之后的郭沫若为代表的高尔基式的政治学浪漫主义，它偏于从政治角度对无产阶级功利价值的追求；四是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克罗齐式的心理学浪漫主义，它偏于从心理角度对表现性的创作本质的推崇。　　这一崭新的观点结集为《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四种范式》的专著出版，并缩写成同题论文，2011年《新华文摘》第9期全文转载。　　对此课题的研究，俞先生体会颇深。他指出，发现一项有价值的选题之后，就不要轻易放弃，若继续推进、深化，往往能拓展出一块新的天地，这种钻探式的思维要注意养成。对浪漫主义相关资料作认真、全面的考察之后，会发现在西方文化史上，浪漫主义是一个意义庞杂、内涵宽泛的跨学科的概念，它涉及了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美学等，学科界域远远超出了文学艺术的范围，其定位也是*为繁复多样的。　　从空间上看，由于当时各国历史状况并不相同，法国侧重政治革命，德国侧重思想革命，英国侧重产业革命，因此，各国的浪漫主义思潮也就各呈异态。法国就有以卢梭为代表的抗衡人类文明异化的美学浪漫主义，以雨果为代表的反抗古典主义清规戒律的文学浪漫主义；德国有康德、谢林、施勒格尔、诺瓦利斯及之后的尼采等为代表的“浪漫哲学”或日“诗化哲学”的浪漫主义；英国有华兹华斯、格勒律治为代表的感伤的文学浪漫主义，有拜伦、雪莱为代表的激情的文学浪漫主义等。　　从时间上看，浪漫主义思潮纵贯三个世纪，它的许多美学要素渗入到当代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的思潮中去，构成血脉相连的关系，如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五四时期称之为“新浪漫主义”）在对人类文明的建构与解构，在对科技与人文分裂的批判等问题上，都显示出它和早期浪漫主义的亲缘属性。　　在表现形态上，它更是千姿百态。撰写《世界文明史》的威尔·杜兰曾做过全面精要的概括：“浪漫运动是何意？乃感觉对理性之反叛；本能对理智之反叛；情感对判断之反叛；主体对客体之反叛；主观主义对客观性之反叛；个人对社会之反叛；想象对真实之反叛；传奇对历史之反叛；宗教对科学之反叛；……个人自由对社会秩序之反叛；青年对权威之反叛；民主政治对贵族政治之反叛；个人对抗国家——简言之，19世纪对18世纪之反叛。”浪漫主义几乎涉及了人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的所有方面，展现出多重多样的表现形态。　　内涵如此复杂多义、形态如此变动不居的浪漫主义，当它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进入中国，势必会和本土文化产生冲撞，并为本土文化所同化而产生变异，呈现出多样的状貌，凝定为多种范式。但中国学界关于浪漫主义的研究，却局限于现象性的、静态的、单一学科的描述，多把它缩减到仅隶属于文艺的一种创作方法，并把思潮的整体性切割成若干特征的横断面。例如，在今日高校文艺理论教科书一般是这样界定的：“它以强烈的主观态度、热情奔放的情感力量、无拘无束的幻想精神、奇特神秘的艺术色彩，将理想型文学发展到极致。”理想、情感、幻想成了浪漫主义的三大要质，但这种概念界定仅是高尔基式政治学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学理论中的延续。　　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高尔基式的政治学浪漫主义在中国的美学、文艺学体系中占有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像以早期鲁迅为代表的尼采式的哲学浪漫主义、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卢梭式的美学浪漫主义、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克罗齐式的心理学浪漫主义等，几乎全被否定、被遗忘了。从而导致中国的具体文艺实践，产生了一系列混乱的、令人困惑的现象。对于如此严重的美学偏误，国内学界多年来却无所觉察，这不能不令人警醒。　　俞先生的学术判断，贴近了纷繁复杂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真实的图景，并随着时间推移，逐步为学界所认同。当他在国内首次从现代性视点对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定性提出质疑与反思时，反响十分强烈，引发一场学术论争，在《文学评论》上展开了学术讨论，对国内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由此，也引起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关注，俞先生曾应日本九州大学言语文化研究院的邀请，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到该院作“创造社是浪漫主义的文学社团吗？”等课题的学术演讲。　　（三）从科学主义的视角，在国内学界首次全面梳理了中国现代作家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学理论述与价值判断，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俞先生在2013年出版了《中国现代作家论科学与人文》一书。他说此书的写作时间*长，是慢工细话，从构想到成书，拖了10余年。动因来自20世纪末国内哲学界、史学界兴起了关于“现代性”及其构成要素——科学主义的研究热潮，他敏锐地感应到这一学术、趋向，并从文学界域首先呼应之。他发现，科学与民主是飘扬在“五四”上空的两面大旗，但多年来，国内外学界对民主思潮和中国五四新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得比较深入，如人的觉醒、个性的解放、人性的自由，以及重铸国民灵魂等；而对于自19世纪末产生的“科学与人文对峙”这一宏大的世界性的历史语境却忽略、遗漏了。特别是对科学主义思潮和五四新文学及现代作家之间的关系研究甚少，像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何以抨击“惟物质主义”这一“偏至”，至今未能真正破解。　　又如，关于五四新文学思潮的动因，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一般论及两点：一是晚清以来要求文学变革的动势蓄积，如“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及白话文的提倡等；二是以批判“儒术孔道”为中心的，打破封建专制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斗争需求。但作为五四时期精神标志的两面大旗之一——科学，和它所激发的内在学理驱动力，及其所产生的负值效应等，却被忽略、遗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