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关于电视

我选择在电视上讲授这两门课，是想做一个尝试，突破法兰西公学院的限制，面向更多的听众。我确实认为，电视通过各种机制，给艺术、文学、科学、哲学、法律等文化生产的诸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危险。下面，我将对有关机制尽量做些简短的描述——若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那需要很长时间。我甚至认为，与*有责任感的那些记者想的和说的(无疑是非常真诚的)相反，电视给政治生活和民主均带来了不小的危险。只要分析一下电视在追求*广泛的观众的思想的驱使下，并且在部分新闻机构的支持下，给排外主义及种族歧视言行的煽动者们所提供的待遇，看一看电视每天对目光短浅而又狭隘的民族政治观(就不说民族主义的政治观了)所做的让步，就不难拿出这方面的种种证据。有人也许怀疑我是在夸大纯粹属于法国的一些特殊情况，但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回想一下美国电视业的上千种疾病，回想一下电视媒体在报道辛普森案的过程中所起的中介作用。还有，近期发生的一起普通的谋杀案硬是被编造为“性犯罪”，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难以控制的法律后果。不过，新近在希腊与土耳其之间发生的一个冲突事件恐怕能对围绕收视率如果是广播机构，则为收听率。——译者展开的无限竞争所造成的各种危害做出*好的说明：继希腊一家私人电视台针对荒无人烟的伊米亚小岛喊出占领口号、发布好战的宣言之后，各私人电视台、电台便纷纷陷入民族主义的疯狂谵语，各报也紧随其后，竞唱高调；土耳其各电视台和报纸基于同样的逻辑，为了争夺观众或读者，展开了竞争。希腊士兵在小岛登陆，继而多艘舰艇开始出动，一场战争险些被触发。在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大爆发中，无论是在希腊和土耳其所看到的，还是在前南斯拉夫、法国或其他各地所看到的，也许关于这类新现象*关键的一点，就是现代通信手段在今天这个时代为充分利用人类原始的感情提供了可能性。
根据我签订的合同，这次讲课是一堂电视讲座课。为尽量信守合同条款，我的讲话应该尽可能让大家听懂。为此，在很多情况下，我不得不采取简化或近似的说法。为了突出*关键的东西，即讲座本身，与平时在电视上的做法不同(或相反)，我跟节目制作人达成一致意见，在图像位置调整和取景方面避免任何形式上的追求，放弃任何说明性的图像，如节目选段、复制的资料、统计数字等，因为这样做，除了会占用宝贵的时间外，无疑也会干扰这类论辩性和论证性的讲话的思路。我想让自己这场针对大众的讲座与普通的电视节目形成对照，后者是我的分析对象。我想采取一种形式，确立分析性话语与批评性话语的自主地位，哪怕这门所谓的基础课的表面形式充满学究气，显得呆板、教条，带有说教味。字句清晰的讲话渐渐被排斥在电视演播台之外——据说要求非常严格，在美国的政治辩论中，每轮讲话不得超过七秒钟。然而，这类讲话仍然不失为反抗操纵、确立思想自由的*可靠的形式之一。
我充分意识到，我这种以讲话形式展开的批评与借影像对影像进行的真正的批评相比，的确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一种权宜之计，无论是有效性还是娱乐性都要更差一些。在让-吕克·戈达尔的《一切都好》、《此处与彼处》、《情况如何》等作品中，或在皮埃尔·卡莱斯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能看到我上面所说的真正的批评。我也意识到，我所做的事是对影像工作者为争取“他们的交流规范的独立性”所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的继续和补充，尤其是对针对影像的批评和思考的继续和补充。让-吕克·戈达尔对约瑟夫·克拉夫特(Joseph Kraft)的一幅摄影作品及其使用的分析，为对影像的批评和思考做出了示范性的展示。我也完全可以借用这位电影艺术家所建议的方案：“我的工作是开始在政治意义上(我要说是在社会学意义上)对图像与声音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人们不再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图像’，而是说‘这纯粹是个图像’；不再说‘这是一个骑在马上的北方军官’，而是说‘这是一个图像，其中有一匹马和一位军官’。”
我虽然并不抱有过多的幻想，但我可以表达我的愿望，但愿我的分析不要被看作是对记者和电视的“攻击”。我的这些分析实际上受到了不知何种怀旧感的感染，如对带有索邦电视台风格的文化类电视节目的怀恋，或者是受到了某种叛逆心理的影响，是对电视有可能带来的后果，如某些纪录片所带来的后果，所做的一种逆反性的拒绝。尽管我有种种理由担心，我的这些分析会被热衷于对自己投以假批评目光的新闻界用作养料，助长他们那种那喀索斯那喀索斯是希腊神话人物，貌美，因迷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憔悴而死，死后变成了水仙花。——译者式的得意劲儿，但我还是希望它们能够为所有在影像行业工作的人提供某些工具或武器，有助于他们的战斗，使本应成为民主的非凡工具的电视不蜕变为象征性的压迫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