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晚明诗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 第二章 后七子派后期诗歌运动 金、元诗坛宗唐，“诗道至宋人已自衰弊”一说盛行于世①。明初诗人不满元诗纤弱靡缛，但在推崇唐音方面，并无异趋，闽人高祖述盛唐，编选《唐诗品汇》、《唐诗正声》，“终明之世，馆阁宗之”②。永、宣之际，“三杨”台阁体臻盛，雍容典雅、点缀升平，虽标宗唐音，终不能掩饰平庸。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亟欲改变诗风，“三杨台阁之末流，为之一振”③。前七子派继之振声诗坛，昌言复古，渴求盛唐治世和盛唐诗界的重生再现。由于复古诸子之间文学理论和创作认识分歧较大，人生和政治遭际不幸等原因，正德之后，前七子派式微。 嘉靖中叶，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徐中行、梁有誉、宗臣、吴国伦创立后七子派，促使诗坛形成百年复古运动。复古再兴的动因复杂多样，“崇唐”文化心理和诗坛振兴意识自不必言，这里强调两点：一是冲破训诂帖括和科举束缚。李攀龙为诸生期间，“厌时师训诂”，吟诵诗古文辞，被目指为狂生，然夷然不屑，谓“吾而不狂，谁当狂者”④。梁有誉弱冠补诸生，亦厌弃训诂帖括，和欧大任、黎民表“以古诗文共相劘切”⑤。汪道昆少年慕修古，私下习读古诗文，后在父辈强迫下专攻举业。二是厌弃程朱理学独尊⑥。明代八股取士，定程朱理学为尊，士人不喜帖括，对程朱理学（也包括陆王心学）产生浓重的反叛意识。王宗沐、吴维岳为后七子立派之初的重要人物，然未进入中心层，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其学术观点和后七子派整体上不满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思想倾向不相合。隆万之际，王世贞、屠隆、汪道昆等人重新审视阳明心学，一定意义上引发了后七子派的新变。 关于后七子派运动的分期，廖可斌先生的提法颇具代表性。他大致将其分作三个十五年：嘉靖二十六年至嘉靖四十一年，为兴起和繁荣期；第二个十五年截至万历五年，为平稳发展期；此后十五年，为衰落期⑦。这一认识较明晰地揭示了后七子派演变轨迹，但是还有值得商榷之处⑧，对后七子派运动似不宜全作“十五年”一刀切的方法进行分期，笔者在此提出个人看法：嘉靖二十六年起的十年，为兴起和繁荣期；嘉靖三十六年前后至隆庆四年前后，为平稳发展期。此后为第三时期，短期中兴，旋而衰落。 一 后七子派中兴与新变概述 1.群体构成 嘉靖三十一年，李攀龙、王世贞各赋《五子篇》“用以纪一时交游之谊”，每人咏五子，加上其本人俱为六子：李攀龙、王世贞、吴国伦、徐中行、梁有誉、宗臣。计以订盟之谢榛，形成七子之数。余曰德、汪道昆、王世懋、张佳胤、魏裳先后入派。隆万之际，派中耆旧相继亡故，而诗派则空前膨胀，相比前期六、七子规模已非同日而语。我们借助王世贞、汪道贯交友情况来看诗派的后期构成。…… 以上人物多出现在广、续、末、重纪五子及四十子中。恩义、道义、文艺交友多属后七子派成员。醒目的忘年、里社、布衣、兄弟交友体现了新安诗坛的繁荣，忘年交友陈有守、王寅、江瓘为新安诗坛耆旧，里社交友大抵是新安诗坛新秀，这些人物形成后七子派的一个重要分支——新安诗群。 根据王、汪各自交友情况，可知诗派后期规模扩大，阵营构成复杂，成员之间联系不惟靠相近的诗观，而且包括区域、社所、家族、齐名、师门等关系。早期重要成员相继作古，崛起的新秀中以新安诗群和末五子*著。苏州、宁波、松江诗人大体上亲近后七子派，受复古的影响，但不完全同调。 上述材料仅说明隆庆和万历初期的后七子派构成。万历十三年魏允中卒，十六年王世懋卒，十八年王世贞卒，十九年汪道贯卒，二十一年汪道昆卒，二十四年赵用贤卒，二十五年吴国伦卒，三十年胡应麟卒，三十三年屠隆卒。其实，所谓中兴局面，在王世贞、汪道昆辞世后已不复存在。万历中叶，龙膺、潘之恒加盟公安派，屠隆不愿标帜复古，胡应麟声名不彰，李维桢号曰复古中坚，实无力挽回颓局。当时大力倡导复古者，除李维桢外，另有邹迪光（字彦吉，无锡人，万历二年进士，官至湖广提学，有《郁仪楼》、《调象庵》等集）、冯时可字元成，华亭人，隆庆五年进士，官至湖广参政，有《元成选集》等集），《列朝诗集小传》载：“弇州（王世贞）殁，云杜（李维桢）回翔羁宦，由拳（屠隆）潦倒薄游，临川（汤显祖）疏迹江外。于是彦吉与云间冯元成乘间而起，思狎主晋楚之盟。长卿游戏推之，义仍亦漫浪应之。二公互相推长，有唐公见推之喜。彦吉沾沾自负，累见于词章，而又排诋公安，并撼眉山，力为弇州护法，盖欲坚其坛，以自为后山瓣香之地，则尤可一笑也。”这段征引之辞大致符合实际情况。 关于诗派后期主盟，批评界有王世贞、汪道昆、吴国伦三家鼎立的说法。《列朝诗集小传》有两则相关文字，其一：“明卿（吴国伦）才气横放，跅跎自负，好客轻财。归田之后，声名藉甚。海内噉名之士，不东走弇山（世贞），则西走下雉（国伦）。”其二：“（汪、王）厥后名位相当，声名相轧，海内之山人词客，望走噉名者，不东之娄水，则西之谼中，又或以其官称之，曰两司马。”按钱谦益的说法，王、吴、汪形成诗坛鼎立之势。然而，此说经不起推敲。吴国伦不愧一时名家，但就诗坛影响言，远不如王、汪。万历五年，吴氏归隐兴国州，杜门不出，“离群索居”。万历六年徐中行病故，王世懋托以墓志文字，吴氏轻视徐氏，对李、王亦有讥诮。世懋作《与吴明卿》书规劝说：“悉索国中男子胜兵者，不能当元美（王世贞）中军。……仆恐足下离群索居，而自谓西河之上，贤于孔子，故以为规。”与吴氏远离诗派运动中心显有不同，王、汪共主东南诗会，徽州、太仓人文滋兴，交通便利，海内士子奔走其间，奉王、汪为文坛“两司马”。当时诗坛风会的情实说明吴氏不副三家鼎立之称，而王世贞《重纪五子篇》以汪道昆为首唱并非出于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