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经典与解释论丛

成为《水浒传》的“高明”读者可能吗？（节选） 刘小枫 明代中期，《水浒传》开始流传肆中，频频获得极高评价。高到什么地步？与《史记》相提并论！ “《史记》而下，便是此书 ”……《水浒传》与《史记》一样，是作者 “发愤之作 ”——至清人金圣叹，施耐庵的地位已与庄周、屈平、马迁、杜甫并置，被誉为中国文史 “第五才子 ”。甚至将《水浒传》比附孔子所作《春秋》者，也不乏其人。 如果《水浒传》一致获得如此好评，中国文史就又添一部一品经典。吊诡的是，自流传以来，《水浒传》也不断遭 受攻讦：《水浒传》 “倡市井萑苻之首 ”；“乱行肆中，故衣冠窃有猖狂之念 ”；《水浒传》 “奸盗脱骗，变诈百出，坏人心术 ”——论者甚至说，编撰《水浒传》者因此 “子孙三代皆哑，夫亦天道之报乎！ ”a同一部书得到决然对立的评价，在中国文史上实属罕见。如此情形也许表明，中国读书人的智识旨趣正在发生一场裂变 ——这既非战国时代智识人关于如何重建华夏国家的分歧，也非佛教入华引发的信仰分歧，而是 “雅”与“俗” 的分歧。据袁宏道记叙， “里中有好读书者 ”，“捡《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呼呼欲睡 ”，若捧《水浒传》则 “不能释手 ”（同上，第 197页）。所谓 “雅”指的是以《十三经》和正史所代表的 “名教 ”，所谓 “俗”则指的是民间趣味 ——如袁中道所言，虽然《水浒传》俗， “是天地间一种闲花野草，既不可无，然过为尊荣，可以不必 ”，否则， “崇之则诲盗 ……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 ”？（同上，第 198页）倘若如此，推崇《水浒传》岂不是叛逆 “名教 ”意识形态？然而，推崇者的主要理由之一恰恰是：《水浒传》传扬的是忠义报国精神。 还有一种折中观点，其基本理据是：问学不可离俗。毕竟， “经史子集之外，博闻多知，不可无诸杂记录。今人读书，而全不观小说家言，终是寡陋俗学。宇宙之变，名物之烦，多出于此 ”（同上，第 195页）。经世必先通俗，所谓通晓俗世就是认识人世本相。好读书者既要读经书，也要阅人世，似乎经书与人世已然了不相涉。因此，即便《水浒传》所记之事琐碎可厌，仍然值得观之 —如一位明代读书人所说： 有言看《水浒传》可长见识者，曾借观之。其中皆倾险变诈之术，兵家用诡之道也。施耐庵真奸雄也！然人生何处不相逢，此意叠叠而见，亦处世者所当知也。（同上，第190页） 贬抑者和折中者的观点都仅仅是可以理解而已，推崇者的观点则让读书人于心难安。毕竟，针对贬抑者的论调，推崇者轻蔑地说，《水浒传》之妙 “可与雅士道，不可与俗士谈”…“村学究见识，如何读得《水浒传》 ”？这类观点认为，《水浒传》以 “俗”见“雅”，“以人情为辞 ”， “化血气为德性，转鄙俚为菁华，其于人文之治，未必无小补”（同上，第 200页）。换言之，《水浒传》传承了孔子《春秋》和马迁《史记》的春秋笔法， “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学史之妙者也 ”（同上，第 167页）。明代沙弥怀林甚至断言，《水浒传》 “玩世之词十七，持世之语十三。然玩世处亦俱持世心肠也，但以戏言出之耳。高明者自能得之语言文字之外 ”（同上，第 184页）。后世历代读书人都面临这样一个尴尬：如果你轻蔑《水浒传》甚至《金瓶梅》，读不出 “戏言 ”中的 “持世心肠 ”，你就成了不 “高明 ”的读书人。怀林之言迄今仍具有挑战性：我们得有能力分辨哪些是持世之语、哪些是玩世之词！更棘手的是，我们还得有能力从玩世之词中看出持世心肠。 倘若如此，要搞清这种关系，首先得面对自明代以来迄今都没有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水浒传》是否属于孔子《春秋》和马迁《史记》一类春秋笔法。这让我不禁想起整整二十年前（1996）与捷克汉学家高一乐教授的一次闲聊。当时，高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做访问学人，有一天他从山上下到我在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办公室，事先并未预约，进门就说： “老刘，《水浒》的确难读……”高一乐比我年长20多岁，却喜欢称我 “老刘 ”。他说话幽默，也懂中国江湖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