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变化的天空:一位小说家的纪行

**章 加纳的上流生活 这片土地过去被称为黄金海岸，而现在名叫加纳；如欲前往一游，须牢记在心的是，那些从以往黄金海岸归隐的老人提供的建议，往往带着缅怀过往的浓墨重彩。他们会将那儿描述为蛮荒不化的“白人之墓”，旅人切勿遗漏任何合理的预防措施，路上须紧随当地游民的脚步，将财物放进防蚂蚁的金属箱锁好，以及频繁地从靴子上擦掉霉斑。我受此宣传的蛊惑，甚至在离开伦敦之前就买了一双防蚊的靴子。它们由细软皮子所制，在脚踝处包裹甚紧，穿起来一直提到将近膝头，其下可用带子绑紧。这双靴子我只在旅店房间里私下穿过一次，发现把它们和卡其色斜纹短裤一块穿上的话，我看着简直像个怪异的白人舞者。之后我就将它们束之高阁。买这双靴子只是个象征行为。我注意到，对于今日阿克拉的欧洲人，光头不戴帽走在正午的烈日之下被视为一种荣耀。而暮后小酌的习惯似乎也跟着遮阳帽一块消失无踪了。只要愿意，在任何时候都能跑到酒吧里来上一品脱上好的德国或丹麦淡啤酒。阿克拉天气炎热，但比不上纽约*糟糕的时候——旱季——也没有那么潮湿，而且海边总能吹来一股大西洋上的凉风。 阿克拉是个欢声笑语、熙熙攘攘的小镇，构成其建筑骨骼的是一片老式殖民地风格的拱廊大楼——其中的一些依稀能看出荷兰或丹麦风格。街道按着英国的方式，在各个方向都被截短了一段。拥挤的波纹铁棚屋堆在镇子中央，城郊围着一片宽阔的园林，镇里还星星点点地散布着几处现代建筑，看上去就像巨大的家具残片。一如既往，英国人没能——而法国人在其殖民地总能做到——将海边建出一条令人愉悦的林荫大道。海浪不断拍击岸边，片片崩碎，可这景象从海边的仓库后边就无缘得见了，这些仓库盖起来的时候正值贸易方兴未艾，商人们甘愿推延奢华的生活，只为从黄金海岸大赚一笔，并在疟疾或黄热病攫去他们的生命之前，满载回到英国。街道被一团团缓慢移动的人群所占满：男人们身披宽外袍，女人们穿着维多利亚或爱德华时代样式的裙子。这种服装*初由传教士带入，但现在光从其材料就能看出，它已经被转化而附带了一抹野蛮而花哨的色彩。这些棉布的印染风格值得一提。它们原产于非洲本地，在曼彻斯特、布鲁塞尔和巴黎制成，而尽管它们让人想起惊艳的印度纱丽，其图案背后仍然隐藏着某种狂热与天启般的味道，透出纯粹的非洲气息。据说*美的花布是由西非艺术家根据自己梦中所见绘制的，作者有时在一块布上混搭各种抽象的符号与写实的图案，营造出一种麻醉与邪魅的质感，就像《棕榈酒醉鬼》中绘声绘色的一段似的。深蓝色的鸟儿从僵硬的树木组成的苍白森林中飞掠而过；银色的马匹腿上缠着毒蛇，狂怒地冲进墨漆般的天空，另一边一片让人毛骨悚然的丛林里，金属质的昆虫在藤蔓间闪闪发光；拉斯科洞窟中的黑肤弓箭手穿过金灿灿的田野追逐着长颈鹿、金莺鸟和老虎，盾牌一般大的秋叶在他们的肩头跳跃翻腾。为什么欧洲女人几乎从不穿这种料子呢？在伦敦和巴黎明明有几间偏远的店子能买到。恐怕是担心这么做会不见容于大众吧。 令人讶异的是，英国人倒是对这种环境驾轻就熟，可说是不顾非洲的骄阳、色彩，以及那种沸腾的生气，成功地再现了一点英国生活的味道。例如，加纳的非洲市民相比达喀尔人而言，在行为上可谓矜持。实际上，很难想象一个世纪的独立就足以将黄金海岸生活中的英国味儿祛除掉：烹饪（温莎浓汤和牛排腰子馅饼），不同阶级的规矩，须着法兰绒参加的舞会，茶聚，以及谈话中以板球所做的各种比喻。就连阿克拉城郊的一片栅栏的涂色，也是大不列颠及其领土之外绝见不着的一种变了色的苹果绿。阿克拉的中产非洲人日常的生活环境，也与伦敦城郊的同阶级人群并无二致。人们也像英国人一样对怪脾气与假作幽默趋之若鹜：画着扑腾的中国鸭子的墙纸，灵丁丁图案的书夹，胖老头形状的小酒杯，装成洋娃娃样子的电话，墙上烙画的格言警句，以及后园里陶塑的欢乐仙子们。 人们一般认为，非洲的英国殖民地中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亲善程度，比法国殖民地略有不如。此一规律在西非并不适用。在达喀尔，官方禁止肤色歧视，但仍旧很少见到非洲本地人在豪华旅馆或高级餐厅。通常的解释是非洲人对这样的环境望而却步。阿克拉的当地居民倒没被这么吓住，所有的公共娱乐场所的肤色比例相对固定——非洲人与欧洲人大约十比一。由此观之，我在阿克拉的**次夜生活身边都是非洲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去时是早春三月。加纳即将迎来国家的独立解放。庆典已经持续了一周，街上挤满了不耐烦又略见疲累的狂欢人群。接待我的主人是一位名叫约瑟夫的小政客，他还随身带着自己的秘书科琳娜。我们傍晚的**站是新的大使旅馆，据说是非洲三间*佳旅馆之一。当时要住在那儿没什么希望，因为加纳政府请来参加庆典的贵客把房间都住满了。我们坐在吧台欣赏着墙上的集锦照片，包括一帧《红男绿女》的舞蹈场景和克里姆林宫的塔楼摄影。在几株棕榈树后，一位身着燕尾服的钢琴家正坐在硕大的钢琴前弹奏着柔和而多彩的旋律。约瑟夫和科琳娜点了皮姆一号，这种酒在当时的阿克拉正流行。我留意到在场的嘉宾包括英属圭亚那和突尼斯的政治煽动者——暂时安分了，披着闪亮的斜纹呢——以及一位身穿长袍的非洲酋长，戴着古老的彩珠串成的颈饰，在我们进门时他正亲切地挥手说“再会再会”。在大使旅馆找张桌子吃晚饭是不可能了，于是我们找了另一间餐厅，那儿就像英国内地小城的商业旅店一样，环境昏暗而破旧，我们将就吃了顿家常便饭，菜有煎肝脏、番茄和土豆片。 之后我们造访了一间名叫“哈瓦那周末”的夜总会，约瑟夫在门外和一名警察因为停车的问题吵了起来。在阿克拉，这样的对话总依循着一种巧妙的约翰逊流派风格。约瑟夫的*后一句是：“您显然是因为警察行业的魅力才来干这一行的。现在您是时候放下身段干活去了。”当晚迟些时候一位内阁部长请他来一杯极烈的威士忌时，他答道：“阁下，我并非您的幕僚，因此恐怕我不能多饮。”再晚一些，一位身形庞大的尼日利亚埃米尔一边拢着长袍一边坐到我们桌边来，此时约瑟夫说道：“阁下，我听说您的子民繁衍的速度惊人。”而埃米尔把这话当成了称赞，咧嘴大笑答道：“这话不假。” “哈瓦那周末”原来是个户外的夜总会，桌子都围在一棵散发出茉莉香味的厚叶树旁。一只白色像鸽子的鸟儿不断地在树顶上转圈，仿佛是为强烈的荧光灯着迷一般。我们到达的时候，乐队正在演奏《谎言有罪》，而舞者们滑步成圆，蛮有一种“舞宫”的富丽堂皇。舞池中约有一半人身着本国服饰，其他人则穿晚礼服。眼前所见的少数欧洲女郎，对我而言倒大大不如那些礼服合体，身姿曼妙的非洲姑娘。科琳娜在座位上兴致勃勃地评价着在场人们的私生活，我闭上眼听着她的谈论，很难想象我不是身处伦敦一间类似的夜场，尽管科琳娜的声音比起一位同身份的英国女士要来得浑厚深沉。“天哪！那不是卡乔玛博士和查普曼夫人吗？约瑟夫，你知道他们俩还藕断丝连吗？”一个女孩挽着舞伴的手臂娉娉婷婷地走过，身上的新裙子在她丰满的臀部位置印着“公正自由”，科琳娜带着一脸悲痛的神情望向别处道：“你知道吗——我真觉得人们应该适可而止！”这之后不久乐队演奏了一首时髦的曲子——一首在黄金海岸原创的舞曲——听起来像一首火热而个人风格十足的桑巴舞曲。一艘军舰上的一群英国水手邀本地女孩跳舞，卖力地一曲舞毕，博得了非洲人们的热烈掌声。英国人的问题——科琳娜刚说过——在于从来放不开。她的前任上司是个苏格兰人，他掩盖怒气的习惯总让她毛骨悚然。 这一切使我开始享受身处殖民者们正在或已经撒手不管的地区时，自己*喜好的一种消遣——仔细品鉴两族人民之间的关系，而我早就预料到——除开一些地区性的细微差别——结果会如出一辙。据约瑟夫说，本地人*基础*本源的异议，可以归纳为英国人从不学着在街上跟素昧平生的人打招呼，亲切地与之握手，并问问他们要去哪里、做什么。更糟糕的是，英国人几乎使黄金海岸继承自旧时代的非洲式好教养消失殆尽，人们过去耳濡目染无师自通，可后来欧洲人就来了，带着他们的教育观念和对科班制度的固执。我深知此事的真实性。只要在非洲待个几周——尤其如果不浪费太多时间在大城市的话，真正的民风在那儿备受压抑——就足以让人体察非洲人那种极端而根深蒂固的社交热情。去内陆的村庄旅行就会发现，非洲人从不表现冷淡、粗鲁或好斗；他们向来秉持礼貌而尊重的待客之道。乡间的传统就是如此，而即使在黄金海岸这种欧化的地区，男孩虽然再也无须在各种民间社团中接受四年以上的严峻考验来养成男子气概，但家长仍会对其进行严厉的半维多利亚式教育，在我看来效果绝佳。我甚至认为，不妨合理推测在本地政治的表象背后，暗含着强烈的性格与感情因素，而这些因素实际上使英国人与其殖民地貌合神离。即便在黄金海岸，虽然英国人比邻近的法国人更能融入当地，其身上还是带着一缕残余的冷漠，使他们无法与非洲人以社交上绝对平等为前提而往来，这就使非洲人绝难对其产生敬爱。在这里，就像在印度和缅甸一样，欧洲人开的俱乐部为了排他而无所不用其极。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会敞开心扉与英国人交往，但反过来却并非如此，这种有来无往让英国人散发出恼人的降贵纡尊的味道。“阿克拉俱乐部”拒收任何非洲籍会员，也不接待任何非洲籍宾客。在海岸角只有两位手握大权的酋长曾加入过白人的俱乐部。“库玛西俱乐部”为了显示其坚守到*后一刻的坚定决心，贴出一张告示向会员宣布“由于局势的发展”，他们将获准从独立日开始邀请“任何国籍”的客人——不过这些受邀客人的名单须先交俱乐部秘书审查。非洲人对这些小烦恼还算是欣然面对不留积怨，可是更深切的伤痛还在后头，当他们以学生身份来到英国时会发现百分之八十五的旅馆和公寓捏造借口——因为英国没人会承认自己有肤色歧视——拒绝他们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