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的真相 (何新文选)

中国*早的政党——儒党
一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深刻、全面变革的时代。百家诸子都兴起于此时。
《汉书·艺文志》将先秦诸子划分为十家，认为每一家都是出于某一种“王官” （政治分工中的官属专业）。
但是作为历史学家的班固忽视了极其重要的一点：先秦诸子之分并不仅仅是不同的学术思想之分。这种分野之后有政治意识形态之争，有时也有直接的权力政治之争。
而尤为重要的是，从其思想和政治功能看，战国诸子中至少有两个学派，并不单纯是学术的思想与学派——它们事实上乃是中国历史中*初形成的雏形政党。
这两种具有雏形政党形态的学派，即儒家与墨家。
近世一些学者多以为，政党政治等仅仅是近代西方政治的产物。殊不知，当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君权的衰落，在以天子为中心的君主制度蜕变为大夫、陪臣执国政的贵族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政党政治也已萌生于当时的诸子百家学派之中。
所谓政党，就是具有专一的政治纲领，较严密的分层组织，有纪律约束，有精神、政治和组织的领袖，有远期及近期的政治目标，且有经济来源即组织经费（“党费”），从事有组织、有目的的政治活动之政治团体。
从上述几点去观察，孔子组织的儒党，以及后来墨子组织的墨党，都完全符合标准。孟子曾谓“天下二分，出儒入墨”。可见儒墨的影响之大。从历史和政治活动史看，孔子与墨子不仅是学者、思想家、教育家，事实上也是两位出色的政治组织者和政治领袖。 二
先秦诸子之兴起，其社会基础是当时社会中一个新阶层的兴起。这个阶层， 就是春秋末期出现的所谓“游士”或“游学之士”。游，就是四方游荡。之所以能向四方游荡，因为其身份乃是自由的。“士”是一种社会身份，士高于农夫等劳动者，但又不是真正的贵族。士是周代世袭贵族社会的边缘阶层。士在商及西周社会中早已存在，但游士则是东周、春秋时期社会分裂的产物。
春秋以前，官有世业，世官世守。士、农、工、商、皂（造）、隶（力）诸种姓， 各有专业分职和人身连带，世代不能改变。因此，春秋前的“士”阶层，并不是游士。
游士从何而来？从贵族和士阶层中的“庶子”而来。庶、诸古字通，庶子即诸子。诸，多也，余也。庶子是相对于嫡长子而言，庶子是贵族阶层中一种边缘人或者所谓“多余的人”。所以到两汉时期，庶子甚至演变为竖子，成为一种卑贱之称和骂语。
西周政治经济制度的主体是宗法种姓制度。这种宗法种姓制度，也就是所谓“周礼”名下之封建宗法制度的本质和实体。根据周代的宗法制度，贵族阶级的权力、财产、身份、地位的传袭，实行严格的嫡长子（宗子）继承制。但是嫡长子只有一人，即“世子”。非嫡长子的其他子弟，即“诸子”或者“庶子”，都是没有直接继承权的。
嫡长子继承父业，非嫡长子的庶子们则享受不到父辈的贵族身份与称号。而非贵族的王官，其庶子也无继承权，必须学一些手艺和专业。
随着人口的代代增多，国中可分封之闲土日少，官禄事权也日分日削。于是， 在贵族和“士”的子弟中逐渐游离出来了一批无法进入贵族主流社会的边缘人。
这些边缘的“士”之子弟虽有贵族和“士”的家世背景，但却没有继承权、没有土地、没有官职，甚至有的也没有正式身份，这些人就成了所谓“游士”。
但是，游士们的政治身份是自由的，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于农夫、商人、奴隶。游士不受人身依附关系即当时的编户制度的约束，因此可以四处游荡。
三
孔子正是来自这样一个社会阶层。青年时代，他也是一个四处游荡、寄食于人的“游士”。于春秋中期出现的这一游士阶层中，孔子应是其中*有名望的一位。由于其有名望，因此他成了名擅一时的“名士”。其实，先秦诸子百家，除老子是世官世守的史官世袭贵族以外，多数人出身几乎都是“庶子”和游士。
孔子之所以主张“有教无类”，就是因为其徒党中有很多这种出身的边缘人。因此当时有人攻击他门下多收庶子，举例是：“子张，鲁之鄙家也，颜琢聚，梁父之大盗也；皆从学于孔子。”
宗法贵族看不起这些庶子、游士，蔑称之则为“竖子”。“竖子”其实是“庶子” 的另一种写法，在战国秦汉时代以后，这成为一个骂人语，其意义略相当于“小人”、野种。但是，尽管宗法贵族目游士为“竖子”，孔子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被赋予一种新的道德含义的词语“君子”。
“君子”本来是指贵族，是一种高贵的社会身份。然而孔子之所谓“君子”，却不是以血统而区分，不是指身份和出身，而是指具有高尚的学养和道德的人。因此， 即使出身于小人，身份是庶子，只要其修养有德，则孔子也称这种人为“君子”。
孔子使“君子”与“小人”由世袭阶级的称谓，变成为区别道德人格的称呼。换句话说，单凭血缘关系、宗嫡身份并不能保证贵公子们成为“君子”。这是一种舆论和道德评价人格的权力。
四
我曾经考证过，儒的本义是胥师，即主持宗社之祭祀、礼乐仪式和丧葬之礼的祭司。
孔子的出身是一个贵族的私生子和被遗弃儿。其出身的母族颜氏地位颇卑微。孔子是一个贵族的私生遗腹子，他作为“士”的身份，事实上是直到他成年之后才被鲁国的贵族社会所追认的。孔子作为祭师和传教者的身份，本来也是自封的。
众所周知，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私学”的创立者。孔子创立“私学”，打破了从前学社专于官府的局面。在此之前，学术——特别是政治学术，是由国家所垄断的。
但是，孔子聚徒讲学，其真正目的并非仅是传播学术，而是为了从事政治活动。他通过招收众多子弟而教育之，是要传播一种信仰、建立一个宗派。他把具有共同信仰的子弟们聚集在一起，组织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当时被称为“儒者”。
在西方，据说*早聚徒讲学的人是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建立了一个密宗的学术团体，对一部分人讲授公开的内容，对另一小部分人讲授秘传的学问。毕达哥拉斯的学派也是一个政治团体。
【何新按：孔子*早聚徒讲学的所在地，可能就是曲阜。虽然前人有不同的说法，但我仍疑曲阜一名实际就是来自陬邑（孔子父亲的守邑）。孔子任中都（汶上）守后，得到了采邑（禄田），这采邑可能也在曲阜。曲阜就是孔子的Lyceum（吕克昂，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讲学地）。】
孔子的这个儒者的团体，既是学术团体，也是政治团体。他们共同奉行以古代的“六经”之道为主体的圣贤学说，形成一个学派，此即后世所说的“儒家”。其从学者，称为“弟子”（子弟的倒置词），而外间则称之为“儒党”。儒党一名， 古已有之，非我所创也。 五
其实在孔子以后，以至后来的秦汉时代，“儒家”更像一个政党。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实际是将儒党拔擢为控制政权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执政党。在武帝时期，这个儒者政党的宗旨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即“尊王攘夷”“复礼归仁”。而这八个字正是汉武帝所需要的。
历史上的儒家之党，可称为“孔党”或“儒党”。这个组织是有纪律的。背叛师门者，会受到处罚，“弟子可鸣鼓而攻之”。
孔子使冉求为季氏吏，冉求为季氏聚敛，背叛了孔子的教义，于是孔子将他逐出弟子之籍，清理了门户。这其实也就是开除党籍。（参看《论语·先进》）
晚年，孔子及其徒党被鲁哀公客气地请回鲁国。当时鲁国君王正在遭遇内忧外患：内则三桓特别是季氏公族强大，一再欺负侵凌鲁君；外则东方有齐国、南方有吴越，均欲吞并鲁国。鲁哀公实际也是要借重孔子及其儒党，形成一种制衡和卫护的力量。 六
由于孔子并不是单纯意义的学者，所以他平生“述而不作”，从未将自己关入书斋从事研究和写作。所谓“述”，就是演讲和鼓动。
孔子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研究学术、著书立说、传之后世，而是要改革政治。
孔子也不是单纯的历史学家。他曾经明言：他治史不是为了求历史之真相，而就是“借古非今”，以历史作为政治批评的工具，抨击时弊，令“乱臣贼子惧”。
孔子将古代的“六经”也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诗经》本来是一部民歌、史诗和宗教乐歌，但孔子说诗，则侧重于讲授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以解读古诗讽喻和批评政治。（《诗经》毛亨序传，正是传述了子夏所读解的诗歌中的政治寓意。所以汉武帝时代的政治家如赵琯、王臧，都是通过学习《诗经》出仕从政的。） 这种借古非今的态度，就是儒家的“今文”家言。所谓“今文”的意思，就是现代派。
实际上，先秦诸子学说之所以兴起，主旨都并不在于为了著书立说，而在于要求宣传理想，并且付诸政治实践。著书成为学者，并不是诸子的兴趣所在，孔丘、墨翟尤其如此。
在孔、墨以及后来的子夏、孟轲、荀况、韩非看来，政治行动实践的成功和失败，乃是**等重要的事。至于创立学说成为一家言，则倒是次要的。
孔丘、墨翟都抱有舍身救世的观念，他们以天下为己任，重视实际效果，希望有利于百姓（人民）的生活。
所以，孔丘一生恓恓惶惶，到处宣传“仁善”和“克己复礼”的观念。墨翟也漫游宋、楚等国，到处宣讲“兼爱”。这些学说无不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发， 是适合于时势要求的。
司马迁云：“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推崇孔子为一伟大革命家：“孔子自具主张，以其标准进退其人，评价古籍，经典中之尧舜，未必实有其人，乃出孔子之假托。所谓盛德美俗，未必实有其境，乃孔子虚构之景象。一言以蔽，所谓托古改制也。”其说破几千年之覆，可谓别具慧眼。
总之，孔子之伟大，并不是单纯作为所谓教育家或思想家而影响后世。他有远大的抱负，为此而聚徒结党，形成了一派重大的政治力量。通过这一学党——“儒家”团体，孔学得以长期传承，在孔子身后两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一种伟大的文化和政治的传统。儒者在汉武帝一朝得到国家承认，儒学遂成为支配中国传统政治近两千年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