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环境史/见识丛书47

动物疫病 纵观人类历史，每一种改变社会信仰的瘟疫暴发都源于人类的动物亲戚。它们“跨越物种界限”，传染给了人类。在讨论疾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时，区分动物疾病与人类疾病没有意义。 必须强调的是，由于人类是哺乳动物，在其他非人类动物（尤其是其他哺乳动物）身上发现的疾病，往往很容易交叉传染给人类。传染病和接触传染性强的疾病影响*为重大，非传染性疾病对历史的影响几近于无。从定义上说，传染病是指能迅速从感染者传播到健康个体的疾病。被感染的个体要么死去，要么在短时间内完全康复，那些康复的个体会获得免疫力，不会再次感染同一种病原体。 从人数上看，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单次规模*大的传染病是**次世界大战末期暴发的一场流感，它造成了4000万人死亡。有据可查的影响*大的传染病，是14世纪中叶那场造成西欧25%以上人口死亡的腺鼠疫。尽管没有记载，但对人口和历史综合影响*大的，是欧洲人及其家畜传到美洲的一系列瘟疫。它们在此前从未接触过欧亚大陆疾病的人群中传播，特别是在那些遭受殖民主义多重伤害—暴力、奴隶制、生计无着—的群体内，传播致死率一般在90%~95%。总的来说，这些疾病在美洲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1亿。 著名的动物传人的疾病，有天花、霍乱、结核病、腺鼠疫和流感。 虽然艾滋病是现代世界一个潜在的重大健康威胁，但它只能靠接触传染，既不能靠非接触传染，也不是急性的。近年来，其他诸如口蹄疫、汉坦病毒和被称为“疯牛病”的动物疾病也造成了恐慌，但在通常意义上讲，这些可能根本称不上疾病。与前面提到的其他疫病的影响相比，这些疾病危害很小，尽管它们得到了更多的公众关注（原因可能是媒体引发的恐慌，再加上多数人事实上并不了解各种疾病是如何传播的）。 动物传给人的多数疾病都是由细菌和病毒引起的，它们个头小，就像悬浮微粒一样具有高度挥发和传播性，更容易在个体之间传播，这是疫情蔓延的基础。有些疾病，如疟疾和昏睡病，是由原生生物—比细菌或病毒大得多的单细胞真核生物—引起的。原生生物个头大，这意味着它们无法像悬浮微粒一样传播，因此主要是通过注射的方式传播，例如昆虫叮咬，这就使它们的传染性大大降低。 引发传染病的多数微生物，是在与其他非人物种的互动中共同演化的。那些非人物种已经演化出了对这些致病生物的免疫反应，所以致病生物对原来宿主物种的健康和种群数量都不构成严重威胁。多数传染病之所以对人类如此致命，是因为我们**次接触这些病原体，还没有演化出对它们的免疫反应。例如，天花与牛痘有关，后者对牛来说问题不大，但它在人体内的变异形式往往是致命的。同样，艾滋病毒与非洲灵长类动物身上出现的一种病毒感染关系密切，但在后者身上，它只会引起轻微的流感症状。其他例子还包括麻疹（与牛瘟这种有蹄类动物疾病密切相关）、结核病（与牛身上的类似疾病关系密切）、流感（由猪和鸡鸭等禽类中出现的类似病原体，分几次传染给人的一系列病毒性疾病）。*近，当人们发现人体内的疟原虫与黑猩猩体内的一种不那么致命的疟原虫关系密切时，疟疾也被加进了这一名单。 能够跨越人与非人物种壁垒的传染病，一直是塑造欧亚历史的主角。与美洲和非洲相比，欧洲和亚洲的*大不同之处在于：欧亚文明 驯化了这些疾病*初所寄生的动物，并与后者紧密生活在一起。有蹄类动物（特别是牛和猪）的驯化，让人类与它们紧密相处，于是人类不断接触大量传染病（它们对有蹄类动物种群危害不大）。在饲养牛和猪、人烟稠密的社会中，这些疾病尤为猖獗。因为农民定居了下来，他们生活在自己和牲口的污物周围，还与家畜亲密共处。在很多农业社会，农民还习惯晚上把牛和猪带回家，既为了给它们御寒，也为了防止牲畜为猛兽所害。这些情形延长了接触时间，也增加了细菌与病毒性病原体传播的可能性。 农业维持着比它取代的采集—狩猎生活方式高得多的人口密度。城市化扩展导致人口大规模集中，为来源于其他物种的传染病的迅速传播提供了沃壤。直到19世纪，欧洲城市的人口才实现了“自给自足”，之前由于许多城市居民因病致死，它们需要农村地区人口的不断流入才能维持城市人口的规模。 黑死病 世界贸易路线的发展加快了传染病的传播速度。到罗马时代，欧洲、亚洲和北非的人口已成为滋生（来自家畜的）致病生物的巨大温床。天花于公元2世纪传入罗马，它是安东尼瘟疫的元凶之一，那场瘟疫让数百万罗马公民死亡。对欧亚历史进程影响*为深远的动物源性疾病是腺鼠疫。它由跳蚤传播，而跳蚤是在哺乳动物—通常是腺鼠疫的宿主—的毛皮上感染了腺鼠疫杆菌。腺鼠疫*早在公元542—543年出现于欧洲，并酿成了查士丁尼瘟疫。不过，危害*为严重的一次是在14世纪的欧洲大陆，它造成多达2500万人死亡，被称为“黑死病”。仅在不列颠群岛，瘟疫就导致近150万人（总人口的25%~40%）死亡。这场瘟疫之所以大暴发，其中一种推测认为主要的传播媒介似乎是毛皮，它们是14世纪中叶开通了去往中国的贸易路线后，由中亚的低人口密度区输入的。 14世纪的这场瘟疫有一个重要却往往被忽视的后果，那就是它对欧洲哲学与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14世纪中叶以前，欧洲的主流世界观是神话性和象征性的，植根于一种循环时间观。与黑死病之后出现的世界观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神之国度间的联系。 当鼠疫袭来并开始吞噬当地居民之时，这种古老哲学传统的知识库和技术被临时征用，它包括祷告、基于交感巫术的药物及寻找替罪羊（如烧死女巫）。所有这些方法都被证明无效，无力应对病亡、毁灭造成的大面积恐慌以及随之而来的文明的整体衰落。这种大规模的、无法解释的生命消失，对社会的影响不可小觑。传统的精神信仰和对世界如何运转的解释崩溃，人们在精神上陷入了孤寂。 一些历史学家将这场瘟疫描述为“历史上*大的生物—环境事件”，另一些人则称其“相当于核屠杀”，它迫使西欧发展出了一种构建和认知现实的新方式。在基督教内部，这场瘟疫让人们失去了对仁慈和关心众生的造物主的信仰，也让“异端”成为替罪羊并遭受迫害，*终让新教兴起—在其中出现了愤怒和有仇就报的上帝形象。 从学术角度看，这场瘟疫促进了一种新的知识传统的发展，这种传统将思想与身体、客观与主观、人与自然截然二分。它催生了文艺复兴并让西欧的“理性主义”科学传统发展，*终产生了笛卡儿的二元论（机器模型或隐喻成为理解非人类生命的一种方式）和培根—牛顿的世界观。可以说，腺鼠疫对哲学和精神的影响直接造成了“现代”理性主义方法的出现—实验和计量取代了观察和经验。 这种认知现实的新方式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比如，它使卫生设施增加，从而降低了许多传染病病菌的背景值。这种把现实分为思想和物质两个领域的二分法，为研究和理解“外部”世界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足以理解内在经验、人类思想以及我们与其他生物的伙伴关系。因此，尽管这种二元论使得卫生条件得以改善，但它对疾病的自然周期或免疫反应的演变并无新的认识。 旧世界与新世界 动物疫病在塑造人类历史以及人类对环境的文化态度上影响巨大，这可以通过旧世界（欧亚世界和北非）与新世界（南、北美洲）的比较来说明。美洲的很多文化也都发展农业，但新世界的农业几乎全以种植业（如玉米、土豆、南瓜和豆类）为基础，而不依赖畜牧业—有蹄类动物的驯化与放牧。美洲的驯化动物仅有狗、豚鼠、原驼（羊驼和骆马）和火鸡。与旧世界的有蹄类驯化动物不同的是，这些新世界的驯化动物从未被密集饲养，人类不喝它们的奶，而且除了狗之外，这些牲口也不如旧世界的家畜与人那样亲密。 新世界的众多文明的人口密度与欧洲文明相当。阿兹特克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在其盛期可能是世界上*大的城市之一，而且有证据表明，墨西哥中部的人口曾超过了土地的长期承载力。同样，与欧洲和亚洲文明相比，新世界的许多其他社群，如在玛雅人和印加人的城市， 还有在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流域的土冢建造者文化中，人们的生存空间更小。尽管人口密度高，但在这些新世界本土文明中，流行病似乎并不存在，这多半是因为有蹄类家畜稀缺。而在欧洲、亚洲和北非，有蹄类家畜是多数流行病（除了腺鼠疫）之源。尽管新世界几乎没有发生过明显的流行病，但或许是因为糟糕的卫生条件，流行病在美洲一些大型城市群的消失中也起过作用。 新世界的动物疫病 动物疫病史上*讽刺的一点是，由于新世界的人类身上没有动物源传染病及相关免疫反应，（几乎可以肯定）这恰恰成为欧洲人及其世界观得以成功入侵新世界的主因，而这些欧洲人及其世界观，也仅仅是几百年前在与传染病接触的经历中才被戏剧性重塑的。欧洲人一度占领了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但由于没有外来传染病的屠灭效果，这些地区的本地人口并未显著减少。结果，随着殖民主义时代接近尾声，非洲和亚洲的本土居民重新获得了对其土地的社会与政治控制。因为在其家园中，他们在数量上仍占优势。 相比之下，外来动物疫病被引入美洲原住民这种易感人群中后，它们对原住民人口的破坏性远比瘟疫时期的欧洲严重。据估计，90%~95%的美洲原住民死于外来疾病。 对于这场浩劫—指欧洲征服美洲的**阶段或微生物阶段—一般人有一种迷思，认为它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才开始。其实，早在哥伦布到达加勒比海，其他西班牙探险家（征服者）来到新世界的数百年前，巴斯克捕鲸者、维京移民和英格兰渔民就在美洲的大西洋海岸登陆并开始带来灾难了。有证据表明，早在15世纪末哥伦布来到之前，一些原本生活在大西洋沿岸的部落就退到了内陆，力图躲避大量减少其人口的传染病。 虽有如科尔特斯和皮萨罗这类征服者的成功……（本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