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与政治理性

论洛克政治哲学的基础与实质
（节选，注释从略） 我将政治理性主义置于我的解读的核心，首先是为了将洛克的工作区别于完全基于或必须基于宗教信仰的那种工作。我将同时论证，洛克一贯坚持认为他的政治原则的理由和证成能够通过理性发现，而且洛克尝试将理性生活或理性自由——不论在信仰生活中还是脱离信仰的生活——作为健康政治的条件和目的予以倡导。这个论点针对不少学者，尤以邓恩和阿什克拉夫特为*。他们以不同方式证明，归根到底，洛克诉诸基督教信仰作为其道德和政治信条的唯一坚实根基。基于接下来的章节将详尽阐述的理由，我认为，这类学者在解释中过于扩大了洛克公开和私下做出的信仰表达，将其作为明显的、大量的、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证据来证明洛克基督教信仰的真诚。洛克发表和未发表作品中出现的一些明显反常的段落，至少应该让学者采纳一个更为温和的立场，即：洛克在内心*深处认为，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仍然相当复杂且存在诸多问题。但是我肯定拒斥下述观点：洛克在发现自己的理性主义无法成功后，逃到基督教启示那里寻求庇护。
我希望解释清楚，我之所以强调，相较于洛克诉诸信仰帮助的做法，他的政治理性主义更为重要，是因为我特别要质疑将洛克归为简单的整体论神本主义(holistic theocentrism)。这种做法有效地将洛克排除在当代宗教多元社会有关宪制根本问题的争论之外。这个论点并不必然否认洛克基督教信仰的真诚。某些学者在为洛克这方面的真诚性辩护时显示出义愤填膺的激动。作为对施特劳斯学派含沙射影地认为洛克毫无信仰的回应，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它根本无法得到证成。尽管施特劳斯和潘戈(Thomas Pangle)小心地指出，他们的论证并不必然得出这个结论，然而他们对洛克隐微的利己主义的证明，难免得出洛克是神学不可知论者或决绝的无神论者的推论。况且，尽管施特劳斯在将洛克解读为激进革新者的同时，保持了自己一贯持重和审慎的修辞，潘戈却容许自己有时将洛克描述为歌德笔下的摩菲斯特(Mephistopheles)。潘戈在审慎地否定洛克对理性的抬高要求他“抛弃圣经”的同时，又说“洛克试图从圣经的角度来驳斥圣经”，他“攻击圣经概念”以及他的“令人愉快的，仁慈的……渎神论”。这之间显然(至少可以说)存在某种张力。我并没有将某种激进世俗主义或无神论学说归给洛克。我仅仅建议，我们应努力体察洛克理性主义论证独有的力量和分量。
对于那些发现洛克的修辞颇为可疑的学者，我们姑且回应说，洛克基督教信仰的异端特征本身就足以解释他在许多公开论述(或极可能公开的论述)中的大部分拐弯抹角、暧昧不清和闪烁其辞。洛克的基督教异端信仰——他极有可能是索齐尼主义者(Socinian)——的一个关键是必须适应他经常诉诸无需信仰协助的理性的做法。洛克显然想要通过说明他的政治原则符合(恰当理解的)基督教信仰，向其读者中的大量信徒证成自己的学说。尽管如此，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除了上述努力，洛克还坚持认为，我们可以基于无需信仰协助的理性来建立相关证明。尽管在《论宗教宽容》(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的论证里，他甚至设计了针对真正非信徒的某些论证。因此，如果我们注意到他的意图以及他揭示和展示自己意图和修辞的复杂性，我们应该谨防，借助洛克的基督教信仰降低我们揭示洛克理性主义的融贯性和深刻性的努力。无论他觉得采取何种方式来说服其读者中的虔信者是必要或*有用的，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都将努力揭示，哲学家洛克通过怎样的理性推理，向作为哲学家的自己证成那些政治原则，以及如何努力向所有理性读者证成那些政治原则。
施特劳斯学派的洛克解读的卓绝之处正在于此。轻易地认为洛克持有某种17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做法，常常与下述看法相伴而行，即洛克是一位浅薄的、头脑混乱的思想家。例如，邓恩将洛克描述为一位“相当不融贯的思想家，不融贯得有些离奇的思想家”。只有基于洛克一系列*终无法验证的“神学信念”，洛克的思想方能为人所理解并显得合理。然而，实际上所有洛克研读者都同意，洛克是一位十分谨慎的人。洛克既头脑混乱，又出奇的谨慎，这样的观点应该会令公允的学者蹙眉。施特劳斯及其弟子认为。“如此明显的错误和不一致性，不可能逃过洛克这等级别和这般冷静的思想家的眼睛”。他们挖掘出了一位熟谙微妙之道并且哲学上令人生畏的洛克。在洛克经常出现的善意但却相当糊涂的传统主义面相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位处心积虑的著作家，一个不屈不挠的刨根问底的人。他极端鄙夷毫不反思就屈从思想惯例或思想风尚的做法。
但是，甚至那些同情施特劳斯进路的人也会质疑，施特劳斯学派的解读是否能够完全成功地复原洛克的政治意图和哲学意图。原因在于，施特劳斯派的解读将洛克置于现代政治哲学家——他们*终陷入理论危机——的前进(或倒退)道路中，将所有指出洛克不融贯的相对不合理的指控都视为无稽之谈。但是，他们却用一个似乎更合理些的有关不融贯以及其他瑕疵的指控来代替那些有关不融贯的指控。这种不融贯和这些瑕疵，只有洛克这种级别的思想家才能做出来。更为关键的是，有人也许会问，不管剑桥学派有多少缺点，剑桥学派的评注家及其他学者就其强调洛克思想的道德维度而言，至少比*初的施派解读更令人信服些。对这种施派解读时常有些愤慨的反对还是有些道理的，原因在于，不论*初的施派解读在哲学上具有怎样的精密性和有益性，这种解读为了重塑洛克的持久意义和影响力，付出了模糊洛克的道德意图的代价，尤其是将洛克的思想与霍布斯“被公正谴责”的道德上虚弱的还原主义和习俗主义勾连起来。
恰当理解洛克的思想高度并不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通过强调政治理性主义这个概念，我不但要将洛克的事业区别于那些基于宗教信仰或超理性的事业，而且还将其区别于那些建构在亚理性(subrational)原则上的事业。洛克既是一位激进的道德还原论者，也是一位基督教信仰者。尽管洛克明确将自己的思想置于现代培根—笛卡尔科学革命的语境中，而且较微妙地暗示他在根本上同情现实主义者马基雅维利，同情反目的论的道德革命和政治革命，但是他尤其注意在努力推进现代事业中节制自己的特殊热情。洛克首先致力于推动理性自由的生活。洛克比同级别的大多数现代早期政治哲学家更清楚地认识到，赤裸裸的现实主义——精巧地将理性或科学还原为纯粹的工具，可以为大多数*强有力的激情服务——无法顺利地实现这个目的。在这个关键方面，能够*好地阐明洛克自己思想的现代思想家的著作，不是马基雅维 利、笛卡尔、霍布斯的著作，甚至不是培根的著作，而是蒙田的著作。洛克与蒙田一样都认识到，将理性生活视为一种完善——既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目的，既是人类幸福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实现人类幸福的途径——既是危险的，也是恰当且必要的。
尽管如此，确立理性在洛克政治思想中的独立地位依然需要一些限定。这种要求指向洛克政治理性主义概念的重要性的第三个也是*后一个方面。再重复一遍，否认洛克的政治思想基于超理性或亚理性，并不是将下述观点归给洛克，即：理性自身足以支配政治社会，无需其他外部支持。尽管洛克当然对理性自治的前景满怀希望，但洛克的政治理性主义概念也被认为表明，洛克认识到理性与政治生活之间本身就成问题的关系，故而认识到有必要使理性节制自己的要求以保有自身的支配力。
尽管洛克有些夸张地认为，道德以及政治的法权原则能被归为证明科学或理论科学，但他并没有试图让政治生活完全服从纯粹理性的直接统治。他不是完全靠理性来支配政治生活，而是用一种经过调整以适应政治生活的理性，一种大众接受的理性或智慧(STCE 140)来支配政治生活。洛克指出，经过此番调整，理性将激情和意志为其所用，从而可以有效地支配我们，特别是首先要注意主流宗教信仰的合理性。从其*宽泛的意义观之，洛克政治哲学的复杂任务是为理性生活提供恰当的政治辩护，通过推动此种节制的、大众化的理性的广泛传播，确保基于被统治者理性同意的政府的必要条件，但是与此同时，保留理性作为目的本身的尊严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