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狄尔泰与历史主义的危机(历史现象学研究丛书)

1939年夏季学期之初，弗莱堡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开始了他的讲座课程，旨在通过形而上学的历史来确定“现代本身和西方终结的历史”。正如海德格尔所解释的：“从希腊哲人到尼采的整个西方思想都是形而上学的。西方历史的每个时代都以其各自的形而上学为基础。”海德格尔在这个学期尤其关注尼采，视之为“西方*后一位形而上学家”——身处西方形而上学危机大潮中的尼采预示了现代虚无主义的到来。 尼采的作品*为明晰地向海德格尔展现了现代主义者（modernist）在形而上学领域遇到的危机状态，此种形而上学的历史合法性已被来源于其自身的技术-科学的权力意志严重破坏，正如历史经验本身的作用一样。海德格尔坚称，历史和形而上学——被一并考察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危机，个中原委在于，它们体现了现代性的内在逻辑被某种“目的论”主宰。从哲学的角度看，海德格尔把现代性理解为“*后的时代”——一个衰落和充满了末世绝望的时代——这将导致西方文化的终结。对海德格尔来说，这种虚无主义式的崩溃则以“尼采”之名为标志：“在其思想中彻底展开的现时代，乃*后的时代。这意味着在这个时代的某个节点，人会做出有关这个时代究竟是西方历史之终点，还是另一场开端之征兆等结论的历史抉择。” 或许，有人会把海德格尔在其尼采讲座中有关“终结”和“开端”的“历史结论”视为后现代历史态度的肇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历史终结”的某种后现代关注的开端。海德格尔在这些讲座中努力将“历史的形而上学品格”锚定在现代性历史的话语之中，从而为德国历史主义中的宏大叙事传统给予了毁灭性批判。 但他也成功地废除和解构了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在其《历史主义的兴起》（1936）中表达的乐观历史哲学，以及其中潜藏的关于进步、意义和理性的形而上学假设。在讲授形而上学史的时候，海德格尔也不再以传统历史主义的方式对待历史，即把它视为全部创造性价值的来源或文化传统（Bildungsgeschichte）延续性的模型。相反，他把历史主义解读为某种死去和过时的世界观——它不过是主导了19世纪欧洲意识形态之世界观哲学的残余。但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历史主义的死亡不仅仅意味着德国历史思想中学院传统的崩溃，它也代表了世人对整个欧洲思想认识的划时代转变，并为发端于早期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提供了终结感。历史主义的崩溃与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之“*后时代”的批判密切相关，这个时代充斥着历史见解，并且也厌倦了传统本身的虚无主义倾向。在关于历史意识之意义的长期世代辩论行将结束之际，海德格尔关于尼采的讲座向听众提供了历史主义的必然结局，或者至少是将其理解为某种“终结”的解释。对海德格尔而言，作为“历史终结”的另一种表述，历史主义体现了西方思想的形而上学及其时间性、线性和总体性诸范畴的消耗殆尽，这又强化了我们对现代性危机的认识。在海德格尔看来，历史主义与线性叙事以及历时承继的逻辑是等同的，这个逻辑让人从先验主体（transcendental subject）——即自我意识，笛卡尔式的形而上学中自主的我思（cogito）——的角度人本主义地观察过往。然而，在其危机模式中，历史主义隐含的却不止是对狭隘的史学传统的表面怀疑，它*终表达了建立在历史主义形而上学和人类学的普遍理性原则之上的整个形而上学时代的破产。只要海德格尔的作品解释了现时代的终结及其与历史主义形而上学原则的关系，它就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些模棱两可的范畴的重要过渡。随传统的史学范畴败坏和崩溃而来的，则是当代文学批评和哲学中关于“历史的终结”和“哲学的终结”等带有讽刺和游戏色彩的意识。 经由海德格尔的批判，这种崩溃的史学意义决定性地站在了现代主义之遗产的哲学的对立面。但他的作品并不是某种孤立气质的自我表现；而是对当代德国哲学内部之历史知识和意义等方面的实际论辩的谨慎而尖锐的回应。为了理解海德格尔批评的全部意义，我们需要考虑其得以提出的特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