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

《企鹅人生：拿破仑》：对于像拿破仑这样的雄心勃勃、有政治意识、精力充沛的军人来说，18世纪90年代革命中的法国为他的登顶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时期的法国，展示了革.命的经典抛物线：以立宪开路，温和的改革者迅速升级为极端主义者；陷入暴动；出现一段高度恐怖的时期，然后被暴力终结；继而是一段无序、混乱的状态，疲惫不堪并拒绝改变，直至对一个“马背上的男人”寄予厚望，以求重塑规则、恢复秩序、再现繁荣。拿破仑手下一名将军的儿子维克多·雨果后来写道：“没有什么比应运而生的想法更有力量。”或者说：“没有什么比生逢其时的人更幸运。”拿破仑就是命运的宠儿，他头脑敏捷、做事果断，又有运气的加持，机会刚一出现，他就牢牢抓在手里。拿破仑崛起的突出特征，如果说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机会主义。他就是机会主义的化身。他不像大多数成功人士那样有很大的思想负担。他没有所谓的爱国主义，因为他心中就没有国家的概念。科西嘉把他拒之岛外，法国仅仅是他的进身之阶和权力来源。他对阶级没有感觉，虽然从法律层面讲，他是个贵族，但是他没有土地、金钱或者头衔。他能看到现有等级制度的虚假，更重要的是，它还导致了效率低下。不过，他对国王或贵族本身并没有敌意。同时，他也不相信民主或者投票选举制度。他以超然的态度看待人民：如果领导得当，他们可以做大事；没有明智的领导，他们就是一群危险的乌合之众。他认同卢梭提出的“普遍意志”这个模糊而抽象的概念，它为精于此道的统治精英们创造了机会，不需承担民主的风险，就可以凝聚民众，使其为同一目标全力以赴。实际情况中，精英一般会自动形成一个金字塔，顶端是一个人。这个人的意志代表普遍意志（一个反民主概念，国家的意志由一个人来体现，而非由多数人决定），并作为行动的基础，赋予其决定性。宪法的地位就好比店家的橱窗装饰，而“意志”才是真正要卖给民族国家的货品，而且这些货品一经售出，概不退换。如果这叫意识形态，那它就是机会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机会主义者能适应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等待属于他个人的时刻的来临。那是命运的事情，而命运没有意识形态，只需要践行。拿破仑不信革命，但相信改变，.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相信步步为营的变化。他想要事情变得更好，或者更公平、更快。如果在英格兰，他可能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在美国，他可能是联邦制拥护者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追随者；在奥地利，他可能是开明专制君主的原型约瑟夫二世的支持者和追捧者。在美国宪政和欧洲本土专制改革的影响下，18世纪80年代的欧洲已然到了变革的时候。所有人都想改变，几乎没人反对变革。比如18世纪80年代的丹麦，实施监狱和法律改革，建立贫困救济制度，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劳务制度，禁止奴隶贸易，取消过时的关税并开放贸易，这一切既没有借助暴民，也没有引起暴乱或政治事件。荷兰和德国部分地区的改革更为谨慎一些。如果路易十六更有魄力、更果断一些，法国可能会走上同样的道路。贵族身边充斥着激进的改革者们，皇室官僚期盼着改良。政府部门汇编了巨量的文件，连篇累牍地制订着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后来大部分由革命者们推出，并揽走了所有功劳。当时唯一缺少的，就是来自的上层冲动性决断。法国不像丹麦，它认为自己是个“伟大的国家”。在18世纪后半叶，法国为了保持自己欧洲强国的历史地位，像是履行义务般地参加代价高昂的战争，却又越来越难获取胜利。因此，18世纪80年代，法国在破产边缘挣扎，从而导致财务混乱，摊派税赋，宫廷渐趋绝望，*终在1789年召开了两个世纪以来**次三级会议。在那之后，变革就失控了。拿破仑作为局外人目睹了大革命的早期阶段，盼望着能参与决策。他的读书笔记，约有十万字保留了下来，其中这样描述了克伦威尔：“有勇气、聪明、狡猾、善于掩饰，他早期崇高的共和主义理想让位给了贪婪的野心；在尝到权力的甜头后，他就只追求独裁的欢愉了。”1789年4月，拿破仑在奥克松**次体会到了镇压暴民的滋味，他指挥着一小撮士兵，在快要动刺刀的节骨眼上把革命过激的人镇压了下来，与克伦威尔如出一辙。他将科西嘉式的雅各宾主义应用到了法国大陆。此后，巴士底狱陷落；三级会议变为制宪议会；国王路易十六被剥夺了行政权，实际上成了一名囚犯，1791年仲夏，他逃往国外的企图以灾难告终。结果，军队将领们被要求宣誓效忠议会，但他们中很多人是保皇党，故而拒绝了这一要求。7月4日拿破仑接受宣誓的要求，他认为路易十六应该被流放，而不是被关押或者砍头，年轻的路易十七应该成为摄政王。不管怎样，他实际上把赌注下在了共和党人身上。对拿破仑来说，波旁王朝覆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国王明显是被下过诅咒的傀儡。1792年4月20日，温和的吉伦特派部长逼迫路易十六向奥地利宣战，5月15日又强迫他向撒丁岛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