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印记丛书巨变:石仲泉谈新中国的发展

“伟大的试验”：改革开放新时期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来看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革命，我们国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是党的历史发展的第三个大的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2006年）也有28年。这28年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若干小的阶段。对此，党史界有不同分法，作为学术问题可以继续研讨。由于历史还在发展，即使是得到认同的分期也是可以调整和变动的。 一、“两大四小”的历史分期 根据这段历史发展到现在的情况，我有一个初步想法，能否将这28年的历史分为“两大四小”阶段。所谓“两大”，即将28年一分为二，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界限，前14年为一个阶段，即“拨乱反正，全面改革”阶段；后14年为一个阶段，即“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为什么要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作为划分两段历史的界限呢？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国家又面临一个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排除干扰，牢牢地把握住航舵，决定我们国家的改革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前进。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抉择，从此中国的发展犹如进入了高速公路的快车道。否则，中国的发展不可能有今天——到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万多亿元，跃居世界第4位。因此，应当凸显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历史作用。 所谓“四小”阶段，即上述两个阶段的前14年和后14年各自又可一分为二，这样就成为四个小的阶段，即：①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2年党的十二大前，这4年可视为“拨乱反正，改革起步”阶段，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初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②从党的十二大至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前，这10年可视为“全面改革，治理整顿”阶段。在前5年，改革从农村发展到城市，从对内搞活发展到对外开放；在后5年，着重治理整顿、协调发展，为经济和社会沿着健康方向前进夯实基础。③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到两个世纪之交的7年，可视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阶段，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加快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④从2000年至今（2006年），我们国家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划分，不是单纯地按照党的会议，而是既考虑党的会议确定的任务，又考虑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综合把握。每一小阶段的称谓，基本上参照党的历史文献的说法，但有个别调整。就算一家之言吧！ 二、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28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党在领导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革命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开始更加强烈地注入“当代化”元素。作为这场伟大革命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导思想一直很明确，一方面反复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另一方面不断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这种鲜明的世界眼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将“当代化”元素注入了马克思主义。为了使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在融入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全球化大潮中健康运行，邓小平还逐渐形成了领导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步骤和方法的哲学之道，强调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试验”，有很大的风险，采取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敢闯新路，又要努力求是；小错误难免，但要避免犯大错误。在这个伟大革命的过程中，党自始至终注重以多种视角，从多个侧面，不断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和新鲜的、中国的和外国的、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个飞跃还在继续，直至目前已获得一个实践成果、两个理论成果。无论实践成果，还是理论成果，都包括“民族化”和“当代化”两个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