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蔽的真实:从【清明上河图】看宋代生活

虹桥上下的“冲突” 虹桥是汴梁城外有着特殊意义的视觉符号，同样，它在《清明上河图》中成了画家苦心经营的“画眼”。如果“画眼”一词对于我 们还有些生疏的话，则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全幅手卷就像一个向左右展开的舞台，处在“画眼”中的形象，就是站在舞台中心的主角，无疑它会获得更多关注的目光和灯光；如果将这张长五米多的画卷比作一篇文章，那么这一段就是整篇文章的高潮处，所以解读这段画面所呈现的内容，就成了历来研究者的着力点。 显然纯粹从绘画语言和技巧上来说，这一段也是画面中*生动的地方。 “船与桥欲相撞，象征着画中的社会矛盾到了高潮。”“在桥上还上演了一场闹剧，即坐轿的文官与骑马的武官互不相让，轿夫与马弁各仗其势，争吵不休……增添了更多的险情。”（余晖：《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这是学者余晖对于虹桥上下所发生的情形的一种解读。他并进一步将这种我们在图像中观看到的“险情”解读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隐喻，并以此来达到向特定的图像 观看者（他认为是宋徽宗）曲谏的目的，这是众多解读中*有代表的一种。我们先不论余晖先生将《清明上河图》归于宋徽宗时期作品的准确性，而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分析，来看看它到底是繁荣景象下呈现的热闹，还是热闹景象下隐喻的冲突？ 前面我们提到，虹桥的建造是为了针对汴河水流湍急常常冲废桥柱的现象而做出的改变。一方面，飞桥没有桥柱，不会受到汴河湍流以及河上浮冰等的冲击，而造成以往柱废桥塌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方便了汴河上的船只的安全通行，避免了下行船只在水流湍急中失控与桥柱相撞，而上行的船只只要放倒活动的人字桅杆，借助槁橹的推力就能顺利通过桥梁。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虹桥下这艘正要通过的船只，以及它是否存在着与虹桥相撞的可能。我们在虹桥下所看到的这艘船只，是一艘超载的客货混装的客船。它的形制区别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专门用来在汴河上航行的漕船，根据规整的船窗板，以及一扇半启的窗板中露出的穿红衣裳女眷的形象推测，这是一艘运载官员及其家眷的客船。它吃水很深，超过了一般客船的吃水深度，应该在客船中还装载了不少的货物。 这艘客船的船舷两侧用粗绳和铁链捆扎着十六块大木板。在另一艘已经通过虹桥停靠在岸边的游船上，我们能看到这样的大木板，这些木板是做什么用的？从仅有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做以下两种推测：一种可能是保护船只，南宋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中记载海船时说，“凡海舟必别用大木板护其外，不然则船身必为海蛆所触”。周密说的是在海上航行的海船，它和在内陆河中航行的河船会有所不同，所以并不能直接作为这些木板是用来保护船只的证据。而且，也不是所有在汴河上航行的船只都捆扎上这么多木板，并且这些厚木板是重叠双层捆扎的，这就超出了保护船只的本意。所以，另有一种可能是，这艘客船在载人之外加载了私货。另外，熙宁年间（1068—1077年）的进士张耒的《续明道杂志》中记载了一则牌税的笔记，“所谓牌者，皆大木板，每四片为一副，盖一棺之用也”。这与我们在图像中看到的一样，每四片捆扎在一起。他的笔记后面继续说明了，这种木牌多贩运自湖南连、辰、邵等州。这些地方多大山，木牌价格便宜，贩运者从这些地方贩运到真州等地，沿途征税虽重，但依然有利可 图，那它们是否可能被贩运到汴梁呢？ 按理说“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从湖南路等地到汴梁的路途超过千里，从生意的角度上讲是不合算的。但北宋时期，北方的森林被砍伐得十分严重，如沈括所说，“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四）。北方因大型木材的匮乏，不得不借助南部山区的供应，这也是商品流通的一种必然。 从舷板上站立的两个船家女性腰间所系像围裙一样的帷裳（用一幅布帛围在女性的腰身之下，是裳的一种原始形制），这与我们在图像中所看到的其他中原地区女性的外罩褙子的装束完全不同，即便与一艘已经靠岸的小木船中正在洗晒衣物的、同样生活在船上的女性的装束也不同。这种差异说明她们应该是来自与中原习俗有着较大不同的边域之地。如果可以将这个图像作为证据，则这些大牌来自湖南路等边远地区的可能性就是完全存在的。 这些木牌是否像张耒的笔记中记载的那样，在贩运的过程中被层层征收了关税呢？这则很难从静态的图像中看出来。北宋时期，朝廷厚待官员，官员的船只在经过各个税场时是免检和免抽税的，所以一些商人会买通官员，答应负责其旅行的费用，而条件就是在其船上加载货品来逃避税赋，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取利润。虹桥下的这艘客船，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它应该是艘载着官员家眷的客船。所以，无论是否有与商人合作，他们船上加载的货品，包括我们在舷板边看到的四幅大牌，都应该是免征关税的。在北宋当时的语境之中，图像的观看者一定是十分熟悉这种现象，并明白画家的用意，而我们今天的观看者则只能做各种猜测了。这些带有明显符号特征的船只即将达到京都汴梁，它到底是指示着某位重要官员的进京，还是朝廷厚待官员士大夫的一种证明呢？不得而知。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艘船只不存在与虹桥相撞的可能。汴河引黄河、洛河之水通泗水，河流的落差大，水流湍急，“舟之重者，汴河日三十里”（《五代会要》卷十五），重船在汴河上上行相当缓慢，船只必须依靠纤夫的拉纤才能航行；离开纤夫的牵引，则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这艘船在桅杆放倒之后，失去了纤夫的牵引，其实在水流湍急的汴水中会不进则退的。我们从图像中可以看到，船夫们正在努力地把竹篙插向河底，想以此来阻止船只的倒退和重新获得船只前进的动力，这种动力在湍流的作用下是微弱的。所以，这艘客船不存在撞上虹桥的动力，周围看热闹的人以及船上手忙脚乱的船夫，他们真正着急的反而是这艘船该如何顺利获得前进的动力来通过虹桥，而不被水流冲退回去。其实，只要再仔细观察一下图像，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个阻碍这艘船通过虹桥的障碍。从船头四个船夫招呼的手势，以及船舱顶棚上站着一老一少，她们的目光所及的方位，可以看到一只架在水面上的船橹，穿过虹桥，我们发现一艘已经落下 船锚的货船正停靠在虹桥之下。正是它阻挡了客船通过虹桥的前方河道。这艘货船上的船夫似乎听到了后面客船的要求，正在急忙捞起停在水中的船锚。桥上左侧看热闹的人也正在努力地指挥着这艘货船赶紧为后面的客船腾出航道，这就是所有虹桥下热闹和矛盾的关键。在这里，笔者的语言远逊色于图像，高明的画家用画笔将图像观看者的心提了起来，同时他又巧妙地隐藏了矛盾的源头。 其次，关于文官武将在虹桥上争道的政治隐喻也是不存在的。根据宋代的礼制制度记载，宋代的文武百官多是骑马，很少坐轿。据王得臣《麈史》记载，本朝近年唯有文彦博和司马光两公因为老迈卧疾，才被恩准乘檐子（轿子）（王得臣： 《麈史》卷上）。其余高官无论文臣武将都是骑马。作为宰相的王安石出行也是骑马，《宋史》中就记载过王安石骑马过宣德门没有下马，马夫被黄门所打的公案。在《清明上河图》图像的前端，我们已经看到，官员骑马、女眷坐轿的一行队伍，这样的情形在后面的图像中还有多处出现。所以，可以肯定的是，虹桥上轿子中所坐的是一位女眷，她在虹桥上与骑马的 官员相逢，这只是日常的一个生活场景，他们各自的引道人，一定能轻易地将这种矛盾化解，而不会上升到文官武将冲突的政治层面。 所以，我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眼睛观看之后*直观的感受：桥市上的热闹就是市场繁荣下的热闹，虹桥下的远行而来的超载客船，或许在画家笔下另有深意，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能理解的，也就是笔者上面所说的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