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萨义德(原书第2版)

萨义德的“世界” 1917年，《贝尔福宣言》肯定了英国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的支持，并成为对建立现代的以色列国的国际支持的基础。这个宣言，是英国外务大臣亚瑟·詹姆士·贝尔福在写给著名的犹太支持者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一封信中作出的，目的是吸引犹太人，让他们在**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协约国。这个宣言后来成为在巴勒斯坦创建一个犹太国家的运动的基础。尽管贝尔福也表达了这样的意图，即“不得伤害已经存在于巴勒斯坦的非犹太民族的公民和宗教权利”，但这个宣言带来的历史后果，却是否认了先前的巴勒斯坦居民拥有自己国家的权利。 这个在**次世界大战中为赢取犹太人对协约国支持的努力，及其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影响，引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爱德华·萨义德著作的主题——与认同的斗争，对帝国权力和殖民话语的关注，对思考与写作的物质条件的关心，以及对文学和文化理论的主流模型的不满。 爱德华·萨义德生于1935年，他是在开罗长大的，在那里他先是在圣乔治学校、美国子弟学校上学，后来又去了以英国精英公立学校传统为模型的维多利亚学院。在开罗的时候，萨义德是一个孤独而勤学的男孩，他的父亲在工作和学习中对规训的需要近乎于偏执，萨义德只好通过阅读小说和每个星期天聆听BBC播送的古典音乐会来寻求逃避。 萨义德的回忆录《格格不入》（1999）表明，在这一时期，他是个“捣蛋鬼”。1951年，在他被维多利亚学院开除之后，他的父母认定，他在英国的系统里没有前途了，于是把他送到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赫蒙山寄宿学校。 尽管美国的学校对萨义德来说也不好待，但他是一个聪明的学生，能说数门语言，也会弹钢琴（演奏级别）。 在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他去了哈佛，在那里完成了他关于约瑟夫·康拉德的博士论文，继而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成为一名比较文学助理教授。尽管在学生时代他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当钢琴演奏家（他上过茱莉亚音乐学校），但*终他还是断定，自己太理智了，当不好音乐家，并因而开始了他充满前途的学术生涯（Achcroft 1996）。 在1967年阿以战争爆发的时候，萨义德正在顺利地创立他作为比较文学教授这个杰出但乏味的事业。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那个时刻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对阿拉伯人、阿拉伯观念和阿拉伯民族充满敌意的环境之中。他身边的几乎所有人都支持以色列人，在这些人看来，阿拉伯人就是“活该”。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一个受人尊敬的学者，也变成了一个外人和一个（受抨击的）目标（Ali 1994）。1967年战争及其在美国的反响使萨义德无法回避自己立场的矛盾；他不能再保持两种认同了，而这一经验也开始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 在爱德华·萨义德的生命中，这一转折的意义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次开始把自己建构为一个巴勒斯坦人，开始有意识地表达那个他自幼时起就一直在压抑并转移到他的职业生涯里的文化起源的意义。 他关于巴勒斯坦的书《在*后的天空之后》捕捉到了这种强烈的格格不入感，他说： 认同——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在流亡中很难保持……我们是“他者”，是对立面，是定居的几何中的缺陷，是出离者。 沉默和谨慎遮蔽了痛苦，减缓了搜身，抚慰了丧失的刺痛。 （Said 1986: 16-17） 认同问题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永远是棘手的，因为根据萨义德，巴勒斯坦人永远被以色列国排除在外，结果只能流落在世界各地。 对他来说，犹太复国主义的口号“把无人民的土地［巴勒斯坦］交给无土地的人民［犹太人］” 对巴勒斯坦的看法“和欧洲帝国主义者一样，认为它是一块矛盾地‘填满了’卑劣的，甚至也许可有可无的土著的土地”（Said 1980: 81）。这种建构——把一个地方及其居民建构为一块白板——在萨义德看来证明了，英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推动的对巴勒斯坦的占领，是欧洲殖民主义的漫长历史的又一个实例。 差别不过是，这个版本的殖民主义强调了“文明使命”的弥赛亚味道。就像他说的那样： 贝尔福在宣言里的陈述想当然地认为殖民强权拥有［比一片领土的居民］更高的、按它觉得合适的方式来处置那片领土的权利。 正如贝尔福本人断言的那样，在处理像巴勒斯坦那样的重要领土和像犹太复国主义观念那样的关键观念的时候尤其如此。 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他们不过是在取回上帝原本许给犹太人的领土而已。 （Said 1980: 16） 巴勒斯坦的殖民化迫使萨义德考察西方的帝国主义话语，并用关于他自己的认同的文本，来编织他的文化分析。 年轻的爱德华·萨义德的政治化，对他的作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他看到，甚至文学理论也不能与它在其中被书写的那个世界的政治现实分离。 在那场战争后的十年里，他写出了他著名的三部曲《东方学》（1978）、《巴勒斯坦问题》（1979）和《报道／遮蔽伊斯兰》（1981），这些作品把巴勒斯坦放到了他关注的所有关于文本性与权力的问题的焦点位置上。关于萨义德的作品，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不能把这种对巴勒斯坦国家的政治关注、这种对萨义德自己的认同以及普遍而言巴勒斯坦人的认同的关注，同他对文本及文本在世界中的位置的理论分析与文学分析分开。 我们既不能把他关于巴勒斯坦的著作贬低为某种“业余的”新闻写作，也不能认为他的理论只是这位巴勒斯坦活动家的职业活动而已。但我们也不能把巴勒斯坦问题，同欧洲帝国主义的历史遗迹，以及当代形形色色的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后殖民抵抗的现实分开。在萨义德对在世性的关注中，这些东西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认同的建构，有助于我们理解爱德华·萨义德在过去四十年里，在文学与文化理论中的地位。个体生活的事实不必然决定其理论方向，而且，对一些理论家来说，他们生活中的事实甚至是有损其理论的丑闻。但对爱德华·萨义德来说并非如此。 他自己的生活境况、他的认同的文本，持续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他所有著作的定义性的语境。 他与自己的格格不入的斗争、他对流亡的赋权潜力的承认、他对文本性与世界之间的关联的持续介入，决定了他的理论的主要方向，也有助于解释他与当代理论的不确定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