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

　　《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　　（二）“制度逻辑”　　从“制度逻辑”考察中国道路，就是探讨中国道路的“制度性维度”，它指的是现代性在制度层面上的表现，探究的是实现现代性理念与价值的制度安排。资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枢纽，资本逻辑决定了现代性逻辑。中国道路，归根到底是现代化之路，拒绝或抽象否定资本，只能走向“反现代性”，但又要认识到资本的二重性，防止资本导致的异化。这决定了中国道路必然是利用资本但同时又是规制资本的独特现代性类型。在全球化的资本扩张下，任何单个人都是无法与资本相抗衡的，只有“组织起来”构成人民国家，才可能驾驭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资本利益还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斗争必然集中表现为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①中国道路的“制度逻辑”，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建构资本一国家一人民三元主体之间的制度体系。1978年以来，中国道路为什么能成功，尤其是中国经济为什么能持续增长？这些疑问都可以从这三大主体或要素中寻求到答案。关于中国道路三大主体，我们在后文会详细论述，在这里，主要关注的是：中国道路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呈现新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关键的一点就是“国家权力”②。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是必要的恶，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其各种职能，防止国家对经济社会的干预，国家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与此相反，一些学者主张“使国家回归”，普遍以国家自主性理论为分析框架，突出强调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就连福山也反思新自由主义教条，强调“跟限制或削弱国家相反，国家构建应该成为我们*重要的议程”①。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道路的“国家权力”要素。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承担着变革所有制、剥夺资本的革命任务。“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导向、作用方式发生重大调整，更多体现为在法治框架内驾驭资本。驾驭资本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国家权力的有效干预，为资本的良好运行、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条件；二是国家权力引导、规范资本，防止资本的异化，比如，弥补市场失灵，遏制利益集团，维护公平正义。驾驭资本的国家权力是“发展之手”与“保护之手”的统一。从生产力的角度看，社会主义通过国家权力的有效干预，能比资本主义更快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它比资本主义更能够避免社会冲突和阶级分化，更好地维护公平正义和社会秩序。但是，国家权力也可能蜕变为“掠夺之手”，所以中国道路必须解决国家权力的自我净化问题，即保证国家权力的人民性。可见，从制度的角度看，中国道路的核心就是要建构一套既能让国家权力驾驭资本，又能保证国家权力人民性的制度体系，它构成了中国道路未来有效发展的制度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