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杂剧史

　　《明杂剧史》：　　自然，说到这里即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明开国后于洪武三十年曾颁布法令：“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御制大明律》）处罚不可谓不严，但为什么身处帝辇乃至皇宫深处的宫廷艺人却敢于公然蔑视统治者的权威呢？　　解释这个问题看起来很难，但假如我们联系起历史上宫廷俳优在统治者面前可放言无忌的传统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正因为戏剧演员地位很低贱，在宫廷中更不被当作人看待，“俳优者，排忧也”，在统治者的眼中他们只是自己闲来可供排忧解闷的玩物，说的话也是不必当真的。《国语·晋语》记载优施自说：“我，优也，言无邮（同“尤”，过失）。”当然这也仅限于一般情况，即在宫廷的范围内，如在大庭广众触犯禁忌，或者遇到统治者不高兴仍有掉脑袋的可能，如宋人岳珂《桯史》记载当时因为演《二圣环》杂剧讥刺秦桧而丧命的演员之悲剧。但无论如何总是存在有这样的传统，故宫廷艺人创作也就有了相对的自由度，统治者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也就是相关禁令早在唐朝以及金元各代皆颁布却没有得到真正落实的重要原因。　　况且明初这部分宫廷艺人剧作家*终把握住了分寸，亦即守住了*后的界限，他们没有让舞台上出现正式登基在位的帝王形象，更没有当朝的帝王。春秋各国诸侯本非天子固不必说，即刘邦、刘秀、刘备、李渊、李世民、赵匡胤等辈，他们出现在舞台时都还只是一般将领，而无帝王身份，不影响观瞻。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批历史故事剧有着为时代统治者服务的根本特点。这一点稍微分析一下以上剧目即可看出。首先，这些历史剧作家显然把他们的艺术目光对准汉民族开基创业、力挽狂澜、扬名四海的英雄人物。我们从作品选材集中于春秋战国、秦汉和东西汉、三国、唐初、宋初等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以及郑和下西洋等故事传说，而独独不涉及北朝、西夏和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朝代来看，这种特点即更加明显了。第二，这些历史剧着重宣扬的还是汉族正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从孟母三迁、东篱赏菊、龙门隐秀以及杜甫、贾岛的人生选择，从杨家将、岳飞以及全力除暴安良、终为皇家招安的水浒英雄，理解了这些，读者和观众当不难体会出背后隐藏着的时代背景，那实际上是对领导推翻蒙元帝国百年统治、重建汉家大一统的新兴明王朝的歌颂。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统治者的眼皮下面得到格外优容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况且《大明律》在禁止艺人扮演历代帝王圣贤的同时也规定“其神仙道扮，及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此限”，已经在网开一面了。　　和前述此时期神话剧系列一样，此时期的历史故事剧的价值也不在一味歌功颂德的表层，而在于深层体现出的神奇而恢弘的想象力，一种昂扬向上的创造精神。以作品的情节构思为例，除了少数作品如《孟母三移》《伐晋兴齐》《吴起敌秦》等讲究细节的真实以外，其余大部分尽为艺术虚构。诸如有关伍子胥挂天下各国帅印，乐毅师黄伯杨、孙膑师鬼谷引诸仙斗法以助人间征战，皆匪夷所思。楚汉相争、东汉光武帝聚云台二十八将，以及三国、唐初、宋代的历史英雄事迹，皆可看作有声有色的“小说家言”。特别是三国戏和水浒戏，由于继承了元杂剧相关题材的传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例如《怒斩关平》一剧，叙关平因飞马报功心切，不意踏死平民王荣之子。王荣上诉，地方衙门惧不敢问。身为荆王的关羽得知此事，大怒，亲自过问，详审后命斩关平抵罪。张飞、赵云等人苦劝不准，王荣闻之，大为感动，遂自愿撤诉，平方得免。此剧极力刻画关羽疾恶如仇、执法严明的刚正品格，和元代关汉卿《单刀会》塑造的大智大勇的关羽形象相比，显示了关羽性格的另一侧面，可谓各有千秋。此外，《张翼德单战吕布》表现“三战吕布”后张飞又单战获胜，《张翼德大破杏林庄》叙张飞俘黄巾起义领袖张角、张梁、张宝等，《关云长单刀劈四寇》叙董卓余党李催、郭汜、张济、樊稠四人造反，被关羽一人诛杀，似此种种描写，既不见于此前讲史平话，又为罗贯中《三国演义》小说所不载，显然为宫廷杂剧所独创，艺人们的想象构思能力无疑是极强的。在三国故事的演变发展史上也无疑值得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