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秦汉魏晋南北朝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

　　《秦汉魏晋南北朝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　　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丧邦者，斯之谓欤？可命史官书之。　　《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永元元年（即太和二十三年），在孝文帝推行服饰改革五年以后洛阳城尚有妇女戴帽、穿窄袖的衣服，“此代北妇人之服也。乘车妇人，皆贵臣之家也”（胡三省语），说明社会习俗改革之艰难。孝文帝欲从根本上杜绝鲜卑族服饰在黄河流域的流行，其目的就是为了吸纳汉族服饰，从生活习俗上进行汉化。胡三省评曰：“史言魏主汲汲于用夏变夷”。其实，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所进行的服饰汉化改革，只不过是他在平城所进行的服饰改革的继续。早在太和十年四月初一，孝文帝就“始制五等公服”。八月，“给尚书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珮、大小组绶”，对官员的服饰进行汉化。改穿汉服只不过是将原来官员穿汉服普及到所有鲜卑人都穿汉服，但是其民族灵魂深处仍喜爱本民族服饰。到北齐时期因为鲜卑族再次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特别是北齐王朝的统治者作为鲜卑化的汉人，在社会上大力推进鲜卑化的运动，胡服又得到了复兴。沈括曾经指出：“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勒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勒，皆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　　其二，改说汉话。禁止鲜卑语作为官方语言，使用黄河流域流行的汉语。太和十九年（495年）五月，在与群臣商议禁止鲜卑语时，孝文帝说：“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孝文帝提出改说汉话的倡议得到了多数大臣的赞同，唯有李冲阿谀逢迎：“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孝文帝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冲之此言，应合死罪”。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当然，对于年老的官员因习惯鲜卑语者，孝文帝并不强令改说汉话，如太傅元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洛，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高祖知其如此，亦不逼之，但诱示大理，令其不生同异”。孝文帝欲通过语言的改革，使鲜卑族能够迅速接受黄河流域的汉文化，加速鲜卑族的汉化。　　其三，将代人的籍贯改为洛阳人。太和十九年五月，孝文帝的堂弟广川王元谐逝世，而在此前，元谐之妻已在代京平城亡故。在处理元谐丧葬问题上，有关官员“未审以新尊从于卑旧，为宜卑旧来就新尊？”于是上奏孝文帝求得如何解决，魏孝文帝下诏鲜卑族人死后原则上也要葬在洛阳。其诏书云：“迁洛之人，自兹厥后，悉可归骸邙岭，皆不得就茔恒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妇今丧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坟于恒代，夫死于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从之。若异葬亦从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丧，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户属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从所择。其属诸州者，各得任意。”再如冯熙的姑、姊先后入官，“姑先入掖庭，为世祖左昭仪。妹为高宗文成帝后，即文明太后”，冯熙也因此之故，“尚恭宗女博陵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博陵长公主先于冯熙死去，并且葬于代。太和十九年三月，冯熙在代病亡，根据惯例随地埋葬符合人之常情，然而孝文帝为了贯彻迁洛之人死葬洛阳的诏令，“诏有司豫辨凶仪，并开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凡所营送，皆公家为备。又敕代给彩帛前后六千匹，以供凶用”，因为“高祖前后纳熙三女，二为后，一为左昭仪”，所以，在迁葬过程中，“皇后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吊”，当冯熙的灵柩“至洛七里涧，高祖服衰往迎，叩灵悲恸而拜焉”。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孝文帝从皇亲国戚开始实施这一诏令。这一年的六月，孝文帝再次“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这就是我们在后来史书中屡屡看到以元姓为代表的鲜卑后人在述及其籍贯时多云其为河南洛阳人的缘故。在《魏书》中直接标明籍贯为洛阳人的有8人，《周书》中有10人都是代迁来的。《北齐书》标明河南人者薛琡，“其先代人，本姓叱干氏”，很显然是从代迁而来。《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标明北魏时期籍贯为洛阳人的有84人，东魏时期籍贯为洛阳人的有13人，北齐时期有3人，西魏和北周时期各有1人，无年月的残志有3人。北魏和东魏标明河南人各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