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国史:从革命到反恐战争

序言 大革命的永恒遗产 大革命永远地改变了一切，虽然并不是以其支持者所希望的方式，同时革命遗产也极为复杂。拿破仑上台前的革命十年 ，正如查尔斯·狄更斯所言，“是*好的时代，也是*坏的时代”。1789年，威廉·华兹华斯写道：“在黎明之际，活着是幸福的。”但在接下来的三年半里，路易十六被处死，雅各宾派执行恐怖政策，这些都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冷酷的政治党派所煽动的民粹主义所能造成的后果。他们自称人民群众的引路人，通过拥有更优越的才能和智慧为自己辩护，成为20世纪极权主义——使用暴力对待真实或想象中的敌人，并将其合法化——的先声。大革命自初期就被印上派系斗争的标记，各竞争势力都声称革命代表至善和理性，实质却十分血腥，*终以拿破仑帝制和随后的波旁王朝复辟而结束。但是，随着1830年复辟后波旁王朝的倾覆和1848年革命烈火在欧陆的蔓延，以及与之抗衡的保守派开始付诸行动，大革命赋予了法国新的图景和样板，成为整个欧洲进步人士的灯塔。 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的风暴，以及随后的大事件所孕育的民族叙事，给法国现代历史涂上了超过两个世纪的意识形态色彩。不管如何定义，国家主权已经从神授君权转为人民主权了。追溯至13世纪的君权秩序，当时政权被世俗而非宗教的公民统治所代替。革命派激发反对党的仇恨，他们的所作所为唤醒了植根于彼此的不宽容和好斗之气；反对者的毁谤中伤则以追求美德和真理，或捍卫民族骄傲和伟大的价值观为自己辩护。19世纪晚期将主要的国庆日选为7月14日的巴士底日，而不是颁布《人权宣言》的8月20日。国歌《马赛曲》呼唤爱国者们用敌人肮脏的血浸透田野的沟渠。共和国的象征玛丽安根本不是兄弟会或姐妹会的使徒，而是德拉克洛瓦于1830年创作的有关七月革命的著名油画《自由引导人民》里战场上的革命英雄。作为共和国的另一个象征，高卢雄鸡并不是一种温顺的动物。在宣扬理性的发源地香榭丽舍大街，屹立着20世纪*有名望的两位领导人——乔治·克里孟梭和夏尔·戴高乐的军装雕像。1 法国长久的分裂——在左与右，天主教徒与世俗政权的支持者，中央集权主义者和地方分权主义者之间——深深印刻于1789年革命和随后一系列辉煌事件的亲历者，以及那些将大革命视为扭曲了理性原则的人们的心中。当然，也有人民紧密团结在共和价值周围的伟大时刻——二战法国解放的时刻，1961年反对阿尔及利亚的军事政变的时刻，2002年反对极右翼政党民族阵线候选人取得总统大选胜利的时刻，以及在2015年巴黎讽刺画刊《查理周刊》员工和一家犹太商店十七名顾客惨遭屠杀后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时刻。但这些时刻实在稀少，并且是在强烈的冲击下产生的。它们在相对短的时间里，频繁为党派分歧让路。1789年以来的政治文化的既成事实和行为模式，连同夸张的过度杀戮和政客空谈误国所导致的犬儒主义，阻碍了建设性的折中方案，使得法国远离了英国政治思想家埃德蒙·柏克所推崇的原则——“一切政府，甚至一切人类福祉，一切美德和一切审慎行动，都植根于妥协和贸易”。 基本问题仍然存在。谁有权统治以及基于何种合法性？如果政治是首要之事，则应采取何种政体以及组织框架？民主政治如何与高效行政政府相容，二者谁为优先？公民权是否包括街头示威的权利，虽然其自称为人民发声？暴力是否能以追求革命理想或者镇压革命的名义合法化，例如19世纪那次超过6万人丧生的国内冲突？人民何时会成为暴民？能否以武力执行《人权宣言》？追求革命纯洁性能否证明清洗反对者是正当的？甚至，是否能将人看作一种追求完善的物种，当萨伏依人约瑟夫·德·迈斯特将革命分子看作撒旦的仆人，在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和俄国人之后，却写下了“至于真正的人，我在生命中从未见过”？这些议题也适用于其他国家，但是因为大革命，它们在法国拥有永恒的特殊意义，这种意义赋予了国家运作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