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我所知道的中国政治学会与政治学人/中国政治学的重建与发展(第一辑)

在改革开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础理论创新研究（节选） ——武汉大学刘德厚先生访谈录 储建国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辉煌的四十多年，中国政治学会也到了四十周岁。受中国政治学会秘书长的委托，我们访谈和对话了86岁高龄的著名政治学家刘德厚教授，请他回顾一下在中国政治学会支持下武汉大学政治学科的发展历程，以及就如何在改革开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础理论创新研究，如何在新时代坚持以马克思大社会历史观为指导，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发展新方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问题等谈谈自己的体会和见解。 访谈者：刘老师，您好。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会建立与发展已近四十年。武汉大学政治学科的恢复和发展基本与之同步。特请您介绍一下中国政治学科的恢复和进行“补课”的背景，以及武汉大学政治学科的发展历程。 刘德厚：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为适应改革开放大战略转移的需要，中国的政治学需要“补课”。他说“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他还说，中国是个大国，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办事、想问题都要有着眼世界，面向未来的大历史眼光。就是说，我们研究政治学再不能搞老一套，要“补课”，就是要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实际创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科。 这个号召立即引起了全国政治学研究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首先是在一些高等院校恢复和发展中国的政治学专业。 我们武大是一个具有100多年历史的老校，政治学学科到今年已有110周年。从那时候起，前人就在武汉大学开办了政治学专科，开设了几门专业课，1926年建立起了政治学系。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其他老的学校，几乎是同时前行的。在全国范围内，无论是教师，还是出版的著作，武汉大学当时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1952年，在高等学校的改革过程中，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被调整、被取消。武汉大学也就停止了这个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从1953年起，以马克思主义政治课代替。新设置的马克思主义教研室，由著名哲学家李达校长兼任教研室主任。开设中共党史、联共（布）简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四门课程，传播、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到了1984年，国家又根据形势的发展，贯彻邓小平赶快“补课”的指示精神，由教育部筹划在全国若干所高等学校，办政治学学科和相关专业。武汉大学政治学学科也是在这一年成为中国政治学会的团体会员，当时张友渔先生担任会长，是由陈荷夫秘书长代表他邀请武汉大学加入的。1985年5月，我参加了政治学界的广州会议。会上，我们根据武汉大学的传统，提出申办政治学学科，首先开办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并招收政治学理论硕士生。 到了1993年，我们便开始申报全国政治学第四批博士点。那个时候，审批新博士点，把关的要求非常严——实施“双通过制”。武汉大学博士点获得通过，实属来之不易。当时中国政治学会的会长、副会长都对武汉大学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我们没有搞什么攻关之类的事情，政治学会同志们的支持主要是看重武汉大学的学科基础和学术品格。 访谈者：您说的这个“补课”背景非常重要，过去把政治学学科取消，政治学研究范围非常狭窄，后来国门打开了，不少人认为应该补西方政治学的课。而您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认为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础理论创新研究，您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刘德厚：邓小平提出政治学“补课”后，青年教师中的确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补课就是补西方政治学的课，有些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政治学。中国政治学要发展，当然要引进外面的有关学术成果，但中国政治学要立足，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历史发展的大方向，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邓小平同志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要求中国政治学研究如何围绕这个中心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去解释中国在经济的社会解放阶段的规律，尤其是政治规律。我当时提出来要开展经济政治学研究，这个想法得到政治学界一些前辈和同志的支持。 我*早提出研究经济政治学，是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高校理论讨论会上，当时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坚持生产力标准，拓宽政治学理论研究范围》，认为应该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学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学。我想这是符合邓小平“补课”要求的政治学。 访谈者：要更好地理解您提出的经济政治学，有必要研读您的《广义政治论》，这是在政治学基础理论领域所做的一次更为体系化的创新，您能否结合这本书谈谈有关情况？ 刘德厚：在思考经济政治学的同时，我认为应该全面把握马克思的政治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对我们所碰到的形形色色的政治现象有一个系统化的解释。当时政治学会有识之士在这方面有一种紧迫感。记得有一次开会期间，北大的赵宝煦先生与我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我们认识到从苏联转述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已经难以解释当今的政治现实，但现在照搬照抄西方政治学，也同样是隔靴搔痒。记得王惠岩先生在一次研讨会上也讲了类似的观点，说我们照搬照抄西方政治学会犯与过去一样的错误。赵宝煦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从马克思那儿能不能发展出符合我们时代需要的政治学？后来他看了我的几篇文章，认为这个答案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