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衡史”丛书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修订版)/论世衡史丛书

绪?? 论
一、论题缘由
众所周知，鸦片问题是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 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外来鸦片输入大幅度增加，本土鸦片生产 也泛滥成灾。大量鸦片源源不断地供给官民，导致吸食鸦片之风 弥漫开来。鸦片之害不但表现为毁身耗财，更严重的是败坏社会 风气，祸害匪浅。清末新政兴起后，鸦片问题的严重性更引起中 外人士的空前关注。在朝野促动下，清廷痛下禁政决断，国内禁 烟运动随之兴起。鸦片禁政与清末新政同处一个时期，禁政所涉 及的诸多问题与新政举措关系甚大，彼此牵制，互有影响。禁政 对新政改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与鸦片在晚清社会产生的各种 问题密切相关。
“鸦片问题”指涉的范围较为宽泛，表现形式颇不相同，“社会问题”是一个主要的方面，这是指鸦片危害社会和个人，既毁身耗财又蠹国病民，为祸愈烈；“颓废的精神文化”是鸦片危害在精神领域中的重要表现，娱乐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处处以鸦片吸食为媒介，官民的精神生活趋向堕落，不思进取，加之盗匪、娼妓、自杀伴随其中，整个社会陷入伦理失衡、精神堕落的境地；“鸦片经 济”是近代农业和商业的一种特殊形式，烟农与烟商不顾道义和名誉，一味讲求种植利益和追逐商业暴利，因而产生形形色色的鸦片“产业”，诸如种植、加工、贸易、运输、押运、经纪等等，这一产业链不断发展，造就了鸦片问题的经济基础；“鸦片交涉”也不 应忽视，英国以鸦片税收为财政和军费大宗，不可能轻易襄助中国 禁烟，清廷使臣、总理衙门以至于20世纪初的外务部多为此交涉所累；“鸦片财政问题”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是鸦片对清廷财政所 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央与地方财政对鸦片税收的依赖性越来越大， 在税收与禁烟之间，多数人更加重视前者。19世纪70年代末期左宗 棠的鸦片加税主张确为禁烟之需要，但在讨论过程中，加税就是筹 款，侧重点已发生了转换，“以后鸦片害国之深，昔日财政之依赖 烟税，实开其恶端”。1877年驻英使臣郭嵩焘连上两疏请求清廷 主持禁烟。朝臣公开的说法且不具论，私下表态尤见其真意，刘 坤一的观点大体反映了各方对鸦片税厘的严重依赖，12月初他在私人信函中说：
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万不能行。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讵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 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 顾据实直陈，必触忌讳，不如暂缓置议，想朝廷不再垂询。
朝臣与疆吏之间的默契不难达成，郭嵩焘的建议并未产生应有的效果。此后鸦片税厘并征谈判时期，类似侧重征税的言论即不再 遮掩，为了追逐鸦片税收而放言无忌，不再顾及国体。因此，鸦片 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财政问题。
各种鸦片问题的衍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交互影响。1909 年2月万国禁烟会召开之初，有评论称这次大会是“万国救生大 会”“万国实业大会”“万国济贫大会”和“万国体育大会”，盛赞 禁烟可以达到“死者得不死”、地利尽可开辟、中国之贫得救、国 民体质强健等目的。外人对于中国鸦片问题的评论也着眼于多个角度，1909年2月初，参加上海万国禁烟会的大会主席——美国勃伦特（C.H.Brent）主教在其演说*后即申言，万国禁烟大会对鸦片问题关 涉道德、财政、商务、交涉等，“每一层务要实心实力研究”。
本书不准备对“鸦片问题”的方方面面进行讨论，而是着眼于 税收和财政层面，侧重探讨清廷鸦片税收变动与各项新政改革之间 的关系，尤其是鸦片税收整顿、分配以及与此相关的各项新政事业的矛盾。鸦片税是晚清为数不多的大宗税项之一，它包括外来鸦片和土产鸦片两部分税收，两种鸦片税所起的财政作用、用途及引致的朝野矛盾各有差异，后期禁政导致的财政抵补任务也轻重有别， 抵补过程中的矛盾运作颇不相同。外来鸦片的征税问题，许多著述 已有不同程度的涉及，本文仅关注它对清廷财政的补救作用；土产 鸦片的税收整顿起步较晚，方案迭见，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为复杂，明争暗斗的情形较为突出，着力探讨这一个侧面，可以更深入 细致地发现晚清财政经济、练兵军费筹措等领域出现的各种矛盾， 进而牵引出清末朝臣与疆臣的权力纷争和政治疏离倾向。因此，这 一课题可以深化鸦片禁政和清末新政史的研究。
清末新政的含义较为宽泛，编练新军、创办学堂、创设警政、宪政改革、官制改革、地方自治改革等，内容庞杂，范围甚广。其中，练兵自强一项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财政为庶政之母，鸦片财税 作为晚清财政的大宗收入，始终与练兵求强的资金运用密切相关， 其他如偿付外债和赔款、举借外债抵押、对外交涉、海关经费、学 务、警政、海军、地方自治、咨议局创建甚至社会赈济等等，无一 不与鸦片税厘瓜葛相连。本书主要是关注鸦片税厘与练兵、警政和 兴学的关系问题，其他新政事项暂不深论。
鸦片问题与新政改革息息相关，清末诸多报刊及朝野人士已有 同感，1906年9月清廷颁布禁烟上谕，有意将求强求富的新政与鸦 片禁政联系起来：
自鸦片烟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 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今 朝廷锐意图和，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割除净尽。
两个星期后，《申报》刊发专论，称禁烟是清廷宣布立宪后的 **个改革行动，并预先描绘出鸦片禁政对新政改革的重大影响：
漏卮既塞，国用自充，以之兴学则人才生，以之练兵则军势振，以之振兴实业则工艺可改良，以之整顿地方则自治有进步。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太阳炝耀，升自扶桑，其禁烟后，新中国之景象哉于斯时也。
1908年3月，清廷重申禁烟上谕，也可概见其以祛毒促新政的用心：
鸦片盛行以来，流毒异常惨烈，染斯疾者，破其财产，夭其寿命，习为偷惰，职业全废，即各直省吞烟自尽之案，岁计不知凡几，盗贼讼狱因此滋繁，伤天地好生之心，殊堪悲悯，且令神州古国，种类日弱，志气日颓，自强更复何望？
禁政期间，某些州县劝禁罂粟的告示也紧随潮流，将流行经年 的天演论与挽救危亡的新政改革相关联：
照得鸦片毒我中国，祸久且烈，数十年来财源枯竭、民情偷惰多由于此，稍有见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朝廷以振兴贫弱、挽救危亡之策，非从扫除烟毒入手不可……再不愤志戒除，我国民将在天演淘汰之列矣。
与上述言论相比，外人的反应稍有不同，域外言论多次提醒清 廷应注意鸦片禁政所带来的财政压力。看来，极力推崇禁政对新 政促进作用的言论，禁政可能会导致财政困绌甚至会阻碍新政事 业后果的估计显然不足。美国禁烟名士勃伦特（C.H.Brent）主教说，对待鸦片问题存在着“感情阶段”和“科学阶段”两个环节。 据此可见，清廷和大部分报刊对禁政作用期望甚高，仅仅处于新政 改革激励下的“感情阶段”，朝野人士对鸦片禁政可能会引起中央与地方矛盾以及新政资金筹措等问题，大多缺乏清醒的认识，新政改革成效不大且屡遭诟病与此大有关系。民国时期人们对清末禁政 的负面影响评论较多，例如民国年间成书的《涪陵县续修涪州志》 认为禁政推行之后，中国痛失鸦片税厘，度支日绌，加速了清末政权的垮塌。云南《宣威县志》也认为，“以云南之贫，因鸦片而 稍资接济”，“鸦片之在滇省，功多于罪”，当地人士持此看法者 不在少数。
另外，清末各地海关税务司和许多疆臣的公文奏报，对于因种 植鸦片而致富、民众激烈的反抗铲烟以及因禁烟而税收大绌、贸易萎缩的各种现象多有涉及。清末新政的失败与鸦片禁政中诸多矛盾的措置失当关系匪浅。
明晰两者之间存在的契合与抵牾是论证的关键所在，也预示着 该课题所具有的挑战性和学术价值。将清末禁政这一幕大戏放在新 政改革这一舞台上演出，并将新政改革置于清末禁政的背景下对照 观看，历史的底本与后人的观念附加会尽量呈现得泾渭分明，也会 使历史事实的重建多一路径，增一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