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与小说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全面载述了所谓“黄帝”以来直至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就是汉武帝太初元年之前的历史，而且在史学著述的形式上，做出一项重大的开创，这就是他开创了“纪传体”的史书体裁。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创举，而且是一项成功的创举。由于这种体裁十分合理，以后历朝历代所谓“正史”，就都照样学样，一直沿承下来。
司马迁写《史记》，自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所谓“天人之际”，讲的就是天对人的命运和社会变动的影响，因而他必须诚实地面对上天，如实书写史事，这样才能写出一部“信史”。世人或许可欺可瞒，但苍天有眼，他不敢欺，也不会跟天老爷耍小聪明，变着法儿想去瞒掉什么。故紧接在司马迁后面写出第二部纪传体正史的班固赞誉《史记》纪事的信实程度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
世世代代，人们都是这样看待《史记》，这样阅读《史记》，这样利用《史记》，这样敬重太史公的史笔，没有什么异议。
不过晚近以来，由于受到西洋某些学术方法的影响，一些专业的学人，开始对《史记》纪事的信实性提出怀疑。像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和中国学者吕思勉等，都怀疑《史记》中有很多不可靠的传说的成分。
谈到这个问题，具体的情况非常复杂。这大致涉及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早期在有系统文字记录以前的传说时代的纪事是否可靠的问题；第二是以职业史官记录等系统史料为主撰写的内容从总体上说是否存在严重错谬的问题；第三是现在很多人热衷谈论的所谓“历史书写”的问题，即司马迁是不是出自什么不可告人的心怀而非采录那些并不可靠的史事，甚至有意扭曲史实编瞎话的问题。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详细阐述，都很复杂，我的粗略看法，可以概括表述如下。
**，中国古代缺乏系统文字记录的传说时代，大致可以截止在所谓夏代的末期。在这个所谓“传说”时代，或真或假、或虚或实的历史叙述是大幅度、很普遍地相互掺杂在一起的，但既然已经有了比较具体的传说，史学家也就不能对它视而不见。司马迁本着努力追求史事的客观真实性的原则，尽可能对这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传说做出了自己的斟酌判断。
于是，我们看到，《史记》对这一时期所做的记述，是从他认为相对比较信实一些的黄帝时期写起，“择其言尤雅者” （《史记·五帝本纪》）载入书中。虚的、假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纪事，固然所在多有，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儿，总是要从相对信实的时代努力向前，做一些比较合理的追索。
换句话说，虽然《史记》中这一段史事的记述存有很多值得慎重推敲或是有待深入考辨的内容，但也没有任何比它更为可靠的记载流传下来。就这一段历史的总体情况而言，相对来说，《史记》的记载还是*为确实可信，因为其他那些记载更不靠谱儿。
第二，在中国古代，以职业史官记录系统史料为主撰著的史籍从总体上说是否存在错谬？谈到这个问题，不能不提及著名的王氏“二重证据法”，也就是文史学界人所熟知的王国维先生强调指出的治史方法。
到目前为止，中国古代依据系统的职业史官文字记录来撰述的历史，大体可以确认，始自殷商时期。
按照我的理解，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既不是他的创造，在当时即使是由赵国维、钱国维主张这一方法，也根本不是什么一般性的研究方法的创新，而是在具备了相应出土文献资料的特殊历史时期，及时地将这一很普通的治史方法，用之于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用来证实古书的信实程度。其具体指向包含如下两重含义：一是关于殷商时期历史的记载，依据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新史料“二重”互证的方法，使得“《世本》《史记》之为实录”这一点，“得于今日证之”，亦即赖此“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二是对那些较殷商更早的上古早期传说时代来说，“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这也可以说是对上面所说**方面问题的一个解答，即对于载录中国早期历史*为详备的《史记》来说，它至少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反映了历史的实际情况（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古史新证》）。
这等于说，王国维先生运用这种“二重证据法”，证明了《史记》记载的殷商以下的历史，基本上也都是可靠的“实录”，总的来说，是不容轻易质疑的；或者说，王国维先生用这种“二重证据法”证明了《史记》是一部真实可信的通史。
第三，关于司马迁是不是有今人所论“历史书写”的问题，这件事儿比较复杂，但我对此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
这涉及中国早期职业史官的身份和传统的问题。简单地说，早期史官身处天人之际，肩负着沟通上天与世人的职责，若不能忠实地记述史事，会遭受天谴神责，并且这种惩罚的严酷程度甚于世间一切暴虐君主的惩罚，所以，辛甲、董狐、齐太史等史官才能够奋不顾身而不失其守，甚至搭上他们整个史官的家族。比司马迁早些时候的贾谊，称“天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书过则死”（贾谊《新书·保傅》），反映出直到西汉时期，在人们的观念中，很大程度上还在沿袭着这样的传统。
正是这样的传统，决定了司马迁具备“究天人之际”的资格；正是这样的身份，促使他能够秉笔直书，以至于直刺“今上”汉武帝。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来看人们对《史记》某些内容的“非客观性”或“历史书写性”的议论，我想主要有两类情况。
一类情况，是史料不足征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缺憾，是技术性的疏失，与司马迁的主观偏颇无关。可以说，这样的问题， 是治史者永远不可避免的遗憾，即使在今天，也是这样。
另一类情况，是《史记》的纪事，本来并没有什么问题， 基本上是信实可靠的，本来是真实发生的史事，可是后世书生不理解，感到不可思议，于是便揣测这出于司马迁师心自用， 也就是所谓“历史书写”。
譬如，这些人怀疑秦始皇死后赵高、李斯密谋“诈立”胡亥为太子的事儿，当事人之外，他人何以知之？故其说必定出自后人胡编乱造。别的国家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在中国， 大家都明白“一传十，十传百”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么大个事儿，当然会有人口口相传，流传于世。而且这事儿是有其他一系列史事与之印证的，很简单：真的假不了。
上面讲述的这些情况，学者之间有不同的认识，大体上还都属于认识态度或治学路径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但是，近三四十年以来地下新出土的史料，又使得一些人如获至宝，从中找到一个个重磅“实锤”，纷纷以之砸向太史公的头上，也砸向他写下的《太史公书》。
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情况和我的看法。
**个例子，是上世纪70 年代发现的云梦睡虎地秦简，其中有两条大秦帝国法律文书，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官署——隐官。于是，前后相继涌现出一批学者，有在海内的，也有身居海外的，他们一看“隐官”这两个字长得跟《史记》里的“隐宫”二字非常接近，于是就放胆勘正《太史公书》，要把《史记》的“隐宫”改订为“隐官”。当然，按照他们这些人的看法，不应该说是“改订”，而应该称作“订正”，只是我不认同这种说法，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改正为误，改是为非。
单纯改个词儿，改个官名，影响也不一定很大，可这些人意不在此。他们和古籍校勘从业人员不一样，他们是历史学家，他们坚信自己所理解的治学法宝“二重证据法”（这和上面所讲的我本人的理解很不相同），他们想要依靠出土文献资料来改写历史，来重写历史。
他们这些人要改写什么呢？主要是改写《史记·蒙恬列传》中这一句话，即“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生隐宫”，赵高就被解释成宦官（这样的解释对不对，另说）；现在把“隐宫”改订为“隐官”，赵高就成了身体完整的好男儿。一时间，响应风从，附庸者众多。
这里的关键是，能不能简单地依据一两条地底下挖出来的散乱文牍来改易《史记》的记载？《史记》“隐宫”指的是什么是一回事儿，《史记》中还有许多记载都清楚表明了赵高必属后宫宦官是另一回事儿。《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西汉初年，有一次，汉高祖刘邦一连十几天都把自己关在宫内不见人。别人不敢进去看，只有杀狗出身的樊哙性子烈，拍开宫门就往里闯，于是其他那些着急的大臣也才敢跟进。进到卧室一看，刘邦正头枕在一个宦官腿上（西汉的皇帝大多都很喜欢同性性伴侣）。樊哙“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樊哙把刘邦和宦者厮混的事儿同秦二世独倚赵高事相并比，这赵高不是净过身的宦官还能是什么？只要你不是执意迷信所谓“出土文献”，赵高身上缺了的东西是谁也补不上去的。而且，司马迁对这一点是有切身体会的，如果赵高不是这样，他能随便写吗？
给《史记》带来更大挑战的出土文献，是北京大学近年入藏的西汉竹书《赵正书》。
赵高虽然是个权倾一时的大宦官，要不是净过身，很可能就会取二世皇帝而代之成为第三个皇帝，但在当时的作用和在历史上的影响，毕竟不能和千古一帝秦始皇比。《赵正书》的纪事，乃是直接颠覆了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秦始皇的经历， 把胡亥诈立写成了秦始皇既定的安排。《赵正书》中告诉人们， 二世皇帝是按照他父亲的临终遗嘱名正言顺地登基就位的。
这件近两千年前的竹书所提供的旧信息，一下子成了今天的大新闻。普通民众当然很想一看究竟，很希望有专家学者出面，告诉大家历史的真实状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那么，职业的研究人员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的呢？
实际的情况是，这么多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专业研究者期望通过一次偶然发现的出土文献来改变世代相传的历史样貌。这样做，干起活儿来省事，领起功来既显眼，又容易。所以，好之者众，乐之者多。尽管《赵正书》所述违情背理，明显过于荒唐，可他们表述的意见还是模棱两可，给好事者的想象发挥，留足了空间，也提供了“合理”的基础。于是，一股怀疑以致否定《史记》纪事信实性的火焰，虽然不是很大很旺，却日渐蔓延。
事儿赶得也巧，就在《赵正书》的研究展开不久，2013年年底，湖南省相关考古工作者又向社会公布了一件在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发现的二世皇帝诏书。因其中含有“朕奉遗诏”云云的文句，故发掘者将此称作胡亥的“即位文告”。由于这一语句与《史记》所书赵高、李斯合谋篡改始皇遗诏事明显不符，却与《赵正书》中胡亥遵奉遗诏合法登基的叙述相吻合，在一些人眼里，好像恰好可以印证《赵正书》所言不虚。这份所谓“遗诏”，便犹如一股邪风，吹向借《赵正书》以怀疑、否定《史记》的野火。
于是，风助火势，大有一举焚荡《太史公书》的势头。大家看看是不是：秦是被司马迁所在的汉朝刚刚取代的一个王朝，要是太史公连秦二世继位缘由这么大的事儿都记载得一塌糊涂，那它还能有什么值得我们相信的地方？司马迁忍辱负重给我们留下来的这部千古名著，真的像这些人认为的那样，就是“满纸荒唐言”吗？
幸好，历史并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儿，在我看来，它是一门科学，而历史研究的结果作为科学的结论，是可以验证，而且也是必须予以检验的。按照我对相关问题分析验证的结果：太史公就是太史公，《史记》就是《史记》。司马迁治史的严肃认真态度，谁也不能损坏；《史记》的信史性质，谁也动摇不了。相比之下，被迷信出土文献者尊奉的《赵正书》，不过是一篇借事儿说事儿的“小说”而已，丝毫不足信据。
大家若问我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讲得这么“武断”，我要告诉大家，我对这些问题是做有很具体的论证的，只是说来话长，今天在这里实在无法拓展开来，一一细说。感谢中华书局，他们即将帮助我出版一本小书《生死秦始皇》，过几个月就会面世。上面讲到的这些问题，在这本小书中都有详细讲说。
如上所述，与秦始皇相关的各项问题，可以说是一项标志性的事件，它对我们合理认识《史记》纪事的性质，具有重大象征意义。透过这些研究，我想说，只有《史记》才能告诉你一个“真人”始皇帝（“真人”是秦始皇晚年取代“朕”字的自称），这也就意味着《史记》是一部讲真话、记实事的信史，我们今天要想了解汉武帝中期以前历史的总体状况，它仍然是独一无二的首选。当然，大家有兴趣的话，若是一并看一下敝人将要出版的这部《生死秦始皇》，或许会对《史记》的性质和地位有更好的理解，特别是或许能够看到一个更加清晰、更加丰满的秦始皇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