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事与史笔

不知为什么，*近几天，总看到一些人，以不同的形式，提及汉武帝的“罪己诏”。
关于这个问题，前些年我做过专门的研究，结论是彻底否定了此事。
我那篇文章写得很长，题目叫《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上。三联书店的副总编辑舒炜先生看了很感兴趣，于是，就把它当作一本书单独出版了。文章再长毕竟还是文章，一旦成书，就变成了一本很小的小书，名字也随之相应变短，叫《制造汉武帝》。
我在这部书中讲的制造“汉武帝”的人，当然不是我自己，可也不是刘彻的父亲汉景帝刘启，而是距离汉武帝一千多年以后的北宋人司马光。这是讲司马光为了构建出符合自己政治主张的汉武帝的形象，刻意改变既有的历史事实，硬是编造出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汉武帝刘彻在其晚年忽然痛改前非并下诏罪己。
当然，社会阅历稍微多一点儿的人都明白，改变历史事实的办法，只能是按照作者想要的样子来书写历史。—司马光正是这样做的，他把这样一个汉武帝写入了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按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一书中的写法，汉武帝这篇“罪己诏”把话讲得很重，他说自己，“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那么，汉武帝刘彻以前“狂悖”了些什么呢？这就是对内横征暴敛，对外穷兵黩武。特别是为了显示大汉帝国的国势，制定了要在所谓元封三年实现“大并天下”的战略目标—这主要是兼并中南半岛东侧以及朝鲜半岛的北部和中部。
现在很多喜欢以大汉帝国国富兵强、地大物博相夸耀的人，自然对此赞颂不已。然而，这些人大多并没有考虑或者很不在意汉武帝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中南半岛东侧以及朝鲜半岛北部中部地区那些民众所遭受的苦难，在此姑且置而不论，即以作为战胜者的西汉王朝一方来说，是无以计数的草野小民为之付出了活生生的性命，还有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即如当时知识界的“贤良、文学”们所说，不仅各项费用支出“不可胜计”，“边民有刎颈之祸，而中国有死亡之患”，并且“地弥远而民滋劳”（《盐铁论·地广》）。
讲这些话的“贤良、文学”们当然强烈抨击这样的治国路线。这些“贤良、文学”，大多都是孔门学人。他们的后辈司马光，完全继承了这样的批判精神，因而对汉武帝这套劳民伤财的政治举措很是不以为然。
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就像这部书的名称所显示的那样，他是希望用这部书来给宋朝君臣的治国施政提供历史的借鉴。对于汉武帝这种堪称“富国强兵”的政治主张和行为，司马光自己虽然很不喜欢，但却很容易被其他人援引为成功的先例，因而他必须令其有所改变。
结果，就是司马光硬行从南朝刘宋时人王俭撰著的神仙家小说《汉武故事》中找到他所需要的材料，据之写出了汉武帝下诏罪己悔过的事。像《汉武故事》这样的小说家言，既与《汉书》和《盐铁论》等信实可靠的基本史料相抵牾，自然不足凭信，可司马光并不是做什么“纯学术”的勾当，如上所述，他写《资治通鉴》是有为而发，有其强烈的政治目的。在他的笔下，史实必须服从于这个政治目的。
于是，我们就在《资治通鉴》中看到了汉武帝下诏罪己的场面。在现实生活中，司马光是个十足的老实人；《资治通鉴》，在表面上看也是一部严谨得不能再严谨的史学著作。这样，汉武帝下诏罪己的场面，就随着《资治通鉴》的流布而越传越广，越传越久。一直传播到今天，这样一个汉武帝，还是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历史形象。
真心希望不停提及汉武帝“罪己诏”，并且很是期望看到能有帝王罪己认错的那些人，读一读拙著《制造汉武帝》；希望人们能够明白，所谓汉武帝下诏罪己之事，不过是一个虚妄的幻象，历史上从未存在。
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眼中，为了实现他的强国大梦， 草野小民的性命是根本不值一顾的，哪里还会有什么下诏罪己的事儿。好心的人们，千万不要想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