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幕:中国当代文学与文人

1948年11月23日，在中共的安排下，郭沫若、茅盾等与三十余名爱国民主人士，分批乘豪华海轮，由香港起航，驶向解放区沈阳。他们是李济森、沈钧儒、马叙伦、章伯钧、谭平山、于立群等。他们一路谈笑风生，欣赏途中风光，触景生情，便吟诗作赋。这些革命文艺工作者和民主人士，是我党从解放战争开始，陆续从白色恐怖的国统区转移到香港保护起来的。如郭沫若，便是1947年由叶以群陪同，从上海转至香港，住进九龙公寓的，在此主持中国学术工作者和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工作。不久，其夫人于立群及五个孩子也被接到香港，与陆续到港的茅盾、胡风诸人会合。 革命的作家到安逸繁华的香港，当然不只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政治迫害，在香港享受舒适生活。实际上，我党早就在香港建立了党领导的革命组织，使其成为党活动的桥头堡，也是革命文艺的重要阵地。 1948年1月，国民党改组派首领孙科，在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形势下，想与共产党接头，就派其友人韩侍桁到香港找潘汉年。韩侍桁与潘汉年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上海见过面。韩侍桁通过冯雪峰见到冯乃超，然后与潘汉年见了面。经中共中央批准，潘汉年与孙科的代表钟天心会谈，但条件分歧太大，会谈并无结果。 不久，韩侍桁到了上海，将会谈情况告知冯雪峰。为了后续工作，2月，冯雪峰赴香港，见潘汉年、邵荃麟，又会见夏衍、冯乃超、叶以群、周而复等人，一周后返回上海。 是年3月，由内地转到香港的革命作家，在那里出版了《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的“主观论”文艺观进行第二次批判，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上，从作家与人民的关系上，批判胡风背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胡风自己讲，香港发动对他的批评，对他是很不公平的，使他“感到迷惑”。是年9月，胡风写《论现实主义的路》，回敬夏衍、冯乃超等人对他的批评。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1955年，胡风和他持相同文艺观的一大群作家、诗人，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事件已经平反，“但无论对于生命个体，还是社会群体，无论对于血肉之躯还是灵魂，胡风‘集团’案所造成的创伤都是极其深巨、难以愈合的”（谢泳《思想的时代》）。 新中国的诞生，让作家们完全沉浸在欢乐和憧憬中，根本想不到政治与文学、权力与文学、宗派与文学、作家群落与精神气候等产生的矛盾，离他们并不遥远。 如今，他们乘风破浪，前往解放区，大有“春风伴我返故乡”的慨叹。中共中央特派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专程从中共中央的中枢地区西柏坡到沈阳，隆重迎迓这批各界名流，足见中央对他们的重视程度。 1949年2月18日，又一艘豪华外籍客轮“华中轮”，在浓浓的晨雾中，从香港起航。二十七位社会贤达和进步作家，由乔冠华具体安排指挥，悄悄乘船，驶向渤海。他们是柳亚子、叶圣陶、郑振铎、马寅初、赵超构、陈叔通等人。曹禺和方瑞于2月刚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秘密抵达香港。这次也一同回内地。 此次航行，比两个月前郭沫若等人归国那次，要紧张多了。就在三天前，国民党海军*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刚刚在吴淞口宣布倒戈，即被国民党派轰炸机击沉。国民党对海域加强了封锁。“华中轮”在行驶途中，有国民党军的舰只监视尾随。但归人的兴奋没有被敌人的威胁压倒，南社诗魁柳亚子凭栏远眺，抚髯即兴歌曰：“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 为避开敌舰的尾随，乔冠华指挥“华中轮”改道，舍沈阳而驶向韩国，然后掉头至烟台抛锚，时间是3月5日。 次日，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从山东青州匆匆赶来，为贵宾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安排了精彩的京剧演出。他们至莱州，又应军政之邀，参加了热闹的三八妇女节联欢晚会。是夜，在革命口号和评剧、花鼓戏欢快悠扬的唱腔里，来宾感受到解放区的新生活是多么幸福和充满活力生机。 到了济南，当地驻军领导许世友，还有从北平赶到这里，专程欢迎贵宾的邓颖超，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让贵宾感受到归家般温暖，他们热泪盈眶，无比激动。 然后，主宾同乘火车，一路欢快交谈，一路放声高歌，开进红旗招展的北平，下榻北京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