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文化解读

《民法总则》第 16 条规定：凡是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这里所谓“视为”，就是法律上叫的“拟制”，就是一种假设-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只要胎儿生下来是活蹦乱跳的小生命，知道又哭又叫找奶吃，那他在母体里的时候，就算是“人”了。还没生下来就能继承他爹一个亿的遗产，还可以享有他姥爷送他的玛莎拉蒂所有权！这种拟制**次让胎儿获得了法律上可能的法律地位，是中国民事立法的重大进步，代表了民法典可贵的生命立场。 在《民法通则》时期，民法没有界定胎儿的法律地位，只是技术性地确立了胎儿向婴儿转换的标准：“出生”。所谓“出”，是指脱离母体；所谓“生”，是具有独立的生命体征。但这个标准在价值上和逻辑上都存在问题：价值上，胎儿只要还没脱离母体，那就不是民法上的“人”，不享有独立的法律人格；逻辑上，既然不是“人”，也就不享有法律人格，不受法律的强力保护。 《总则》的进步意义有多大？我们看一个案例就知道了。 2010 年 9 月，江西丰城市一位即将临盆的孕妇遭遇车祸，自己没受什么伤，但腹中胎儿却因此死亡。后来，当事人向丰城市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了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损坏赔偿费。特别是对胎儿死亡提出了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两项诉讼请求。法院支持 了对孕妇本人的各项赔偿请求。对于胎儿权利的请求，法院怎么判决的呢？不予赔偿。理由是：因为胎儿还不是“人”，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既然还未“生”，就不存在所谓“死”！ 法院的判决依据是什么呢？《民法通则》第九条：自然人的民事主体资格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胎儿尚未脱离母体，不能算“人”，也不享有民事主体的一切权利。 胎儿到底算不算人？这是一个永恒难解的问题，涉及到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道德高度。如何解答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胎儿的法律地位和权利构建，还涉及到对胎儿本身的侵权损害赔偿。 按照今天的标准，胎儿和婴儿的转换条件就两个：是否脱离母体；是否具有独立的生命体征。我们穿越一下，看看古人如何解决这种难题。 在早期文明中，谈不上对胎儿利益的保护，道德、法律双向关注的是对婴儿权利的保护。 婴儿权利的保护也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纵观人类进化史，世界各地都存在过“杀首子”的习俗。中国早期的少数民族、迦太基人、腓尼基人都有过这种“人祭”的历史，将头胎子女杀掉敬奉神灵。*熟悉的例子就是齐桓公时期“三邪”之一的易牙，杀掉自己的**个儿子，蒸熟了献给齐桓公，赢得了齐桓公的绝对信任。实际上，按照史料，在易牙之前，被奉为仁君典范的尧也杀过自己的大儿子，所以被人斥为“不慈”。 为什么要杀掉**个孩子？敬奉神灵只是表面的解释。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保障丈夫血统的纯粹性：在杂婚制时代，男女关系开放度很高，男性娶妻回家，所生的**个孩子极有可能不是自己的。为了确保血缘正统，杀掉头胎就成了自然的选择。但通过杀害生命来确 保血缘正统，无论理由有多正当，也显得残酷寡恩，所以，才拉大旗作虎皮，抬出神灵来遮遮掩掩。 为了终结这种野蛮习俗，孔子提出了男女大防理论。这理论到今天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嗤笑，觉得荒唐可笑。但回归历史，孔子是一个爱心满满的人，他通过男女自然禀赋进行角色定位、科学分工、分类管理，通过物理区隔、内外有别来净化男女关系。 这种区隔的标志就是垂帘相对，但闻其声，不见其人。那时候没QQ聊天，没微信传艳照，更没有表情包。垂帘而对，确实遮蔽了男女的自由交流，但从文明的演化历程来看，这道帷帘也筑起了生命的屏障，保全了无数婴儿的性命。 后来，汉族文化又用另外一种仪式解决了这一难题：分居拜庙。所谓分居拜庙，就是新郎迎娶新娘后不是夫妻双双把家还，不是三拜之后进洞房。新郎得把新娘送到一个特定的地方静养，自己孤零零回家，陪一帮光棍朋友喝酒侃大山。三个月后，当新娘没有异响异动， 再由新郎接出来，先到祖庙，相当于后来的祠堂，拜见列祖列宗，再回家拜见公公婆婆。从这一天开始，新娘才算是名花有主，成为夫家的一员。 说白了，这三个月就是考察期。如果新娘有婚前怀孕迹象，必然躲不过夫家的监督。如果发现新娘已经有孕在身，夫家就有权解除婚约，新娘就只能从哪来回哪去。所以，这又催生了另外一种习俗：新娘家特怕女儿被遣送回家，女儿出嫁出门后，当妈的就端着一盆清水， 狠劲泼出去，向夫家宣告自己女儿的清白。这就叫“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 说起来，分居拜庙让新婚夫妻失去了洞房花烛的快乐，也不怎么人道，但和杀首子相比，这已经算是进化到了很高的文明形态。 到了中古时期，文明进化到了第三个阶段，不仅对婴儿进行保护，对胎儿权利也倾注了更多的人道呵护。无论是传统法律，还是人伦法则，抑或是街头巷尾大爹大妈的道德话语场，都不同程度地将胎儿视为“人”并给予*严格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