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规划:从“一五”到“十四五”

中国式规划的世界意义与研究展望
1.中国式规划的理论意义
中国式规划的理论和实践对当前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中国式规划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总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阐述和丰富这一理论体系的根本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实践证明，无论国内外形势多复杂，面临的挑战有多大，强化党的领导，各项事业就巩固、发展、进步；削弱党的领导，各项事业就容易遭受挫折损失。因此，解释中国伟大奇迹、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不能离开对党的领导的深入研究。规划作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既是党的目标治理的方式，也是党通过领导力凝聚共识的过程，深入刻画了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机制，因此对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五年规划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五年规划的正确编制及执行推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常发展推动了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因此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规划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互动发展中留下的经验教训，对推进五年规划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性互动以及各自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看，作为一个巨型国家，中国国土面积超过欧洲，人口是欧洲的2.6倍，既有独特的文化、历史和政治传统，也有独特的政治制度，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更有70年来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尤其近70年的规划探索实践、历史演变，这些都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其次，推进了世界规划学理论的发展。虽然现代意义上的规划*早出现在西方国家，但中国近70年的规划实践，“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发展了西方*初的规划思想，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规划制度，形成了规划理论的重要创新，对世界规划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举例而言，西方国家的大部分规划，专业性较强，但约束性较差，政府的作用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而是更为注重市场主体的作用，因此规划的实施整体不是很好。而中国式规划同时发挥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并同时强调规划的专业性、战略性，使得规划既能得到有效实施，也能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此外，中国式规划在理念、定位、程序、方法、编制规程、政策保障、大数据等技术使用方面都有独特的制度和实践，还形成了层层递进、衔接互补的规划体系，这些对规划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是一种重要的创新。
*后，扩展了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本土视角。1949年以来，中国一步一个脚印，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实现了“站起来”；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实现了“富起来”；当前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强起来”的战略机遇期。这三个阶段许多战略目标的实现，都与规划的作用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中国强国富民的道路就是靠一个五年规划接着一个五年规划，撸起袖子加油干起来的。因此，以规划机制来解释中国发展的逻辑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本土视角，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2. 中国式规划的实践意义
实践意义方面，中国式规划对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也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要坚持务实主义的发展思路。从指导理念来看，中国的十三个五年规划体现了“务实主义”的发展思路。许多在中国的投资者和企业都认为，与反复无常的被动民主体制相比，中国政治体制*大的一个优势是，政府更重视长期发展目标以及大型项目建设，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灵活的、独特的参考框架，这一框架的核心是务实主义。一个典型的证据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俄罗斯、东欧诸国等全面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国家，彻底摧毁了原有的计划体制，包括规划手段。然而，这造成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的弱化，国内生产总值和人类发展指标都出现了下降。“在倒脏水的时候，把洗澡的婴儿也倒掉了”，苏联和东欧诸国都犯了同样的错误。然而中国并没有犯这种错误，既不僵化保守，也不迷信西方，而是务实地、睿智地进行了兼具主动性和渐进性的调整，保留了规划这一有效的工具，而且把脏水换成了新鲜的活水(规划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成功地留住了宝贵的婴儿。正因如此，中国是三十多个转轨国家中少数成功转型的国家。
其次，要坚持博采众长的发展路线。从发展演变来看，中国的十三个五年规划既坚持基于中国自身的治理经验，又体现了“博采众长”的发展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向苏联学习，到改革开放后向西方国家学习，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规划经验以及各个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被中国吸收为编制规划和制定产业政策的样板。比如，向日本学习大都市发展的规划和模式，向德国请教空间和环境规划，向新加坡、韩国学习人力资源管理和科技规划，甚至研究了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一些小国的社会福利规划，印度所使用的高深复杂的计划模型和技术也曾被中国同行反复地考量过。
*后，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发展制度。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的十三个五年规划是“实事求是”的发展制度。一个国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发展制度应该基于本国国情，“华盛顿共识”宣扬的西方模式并不适用于每个国家。而且中国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事实上，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当成一个可效仿的模式介绍给其他国家。恰恰相反，中国坚持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自主制定国家发展战略。与西方国家对提供发展援助时给受助国强加各种附加条件的做法不同，中国从不设置任何不符合受助国家和地区情况的条件。
3.中国式规划的研究展望
对中国五年规划的研究已有很多，*早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一五”计划编制之时，出于宣传“一五”计划的需要，当时关于“一五”计划的书籍、文章大量涌现，形成了研究“一五”计划的高潮。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五年规划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五年规划的学术研究也同样受到冲击，研究成果比较少见。20世纪80年代至今，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走上了正轨，国内学术界对五年规划的研究也迎来了新的高峰，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涌现了大量的著作和期刊论文，既有政策性的思考解读，又有学术性的理论研究。
一般而言，科学研究的方法分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类，经典的理论体系往往需要同时运用两类研究方法。规范研究一般是在思辨哲学、先验哲学的基础上直接建构一套理论体系(一般是不可证伪的元理论命题)，重视价值问题的探讨和获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同，不关心经验事实的衡量。实证研究一般是在实证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基于客观事实建构一套可证伪的理论体系，重视理论命题的经验事实证据。进一步来看，实证研究还可以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种。
从当前的规划研究来看，规范研究居多，也有一定数量的定性研究，但定量研究还较少，主要原因在于规划的内涵当前还难以量化，未来可以在这方面展开深入探索。此外，还可以将规划研究与中国政治体制、党的领导制度、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的角色、国家层面的制度和制度变迁、官员激励等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拓宽规划研究的视角。*后，比较经济史的研究视角对提升规划的世界意义非常重要，未来还可以基于世界各国的规划史，以对比研究的视角开展深入研究。我们期待这方面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