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争的年代:当代西方思想寻踪(2003-2012)

反对“弱智化”的文化战争 当代文化“平庸化、粗俗化和弱智化”倾向的抨击，是保守主义者的老生常谈，在公共知识界也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今年9月英国出版的一部新书──《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俗主义》──仍然引起了热烈反响。作者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是英国肯特大学的社会学家，多少令人意外的是，菲雷迪本人属于“激进的左派”阵营，曾在1981年参加创立英国“革命共产党”。这本著作的基本论题是，那些以追求真理和介入公共事务为使命的知识分子正在英国消失，结果是日益增长的庸俗主义（philistinism）弥漫于整个社会生活（从学术、艺术到文化等）的各个领域。但菲雷迪攻击的目标并不是平庸的大众，而是所谓“文化精英”及其主导的文化体制。他认为，在一种时尚而肤浅的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文化精英越来越倡导“容纳”精神和政策，一方面使得大学向那些曾被排斥的边缘和弱势群体开放；另一方面，对学生的“迎合”代替了严谨的知识要求，导致整个教育自上而下的平庸化。当今的大学（甚至包括牛津和剑桥这样的英才重镇）教育标准严重沉沦，“为知识而知识”或“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追求已经成为一种耻辱，浅薄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政策使整个年轻一代陷于“弱智化”（dumbing down）的文化氛围之中。
著作出版后，左翼理论家伊格尔顿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书评，称这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vitally important book）。保守派哲学家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在《泰晤士报》发表的文章也支持菲雷迪的观点，虽然对他“知识分子”一词的含义有所保留。《卫报》《观察家》《高教纪事》以及许多网络杂志也都纷纷评论，参与了这场所谓反“弱智化”文化的辩论。有批评者指出，菲雷迪具有反民主的精英主义倾向。对此，菲雷迪在接受采访中声辩说：“民主不仅仅是包容多数，而且是为了包容在有价值的目标之中；而‘弱智化’的文化将使我们都被包容在一种共同的庸俗之中。” 围剿乔姆斯基 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教授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是美国*为激进和著名的“反对派”知识分子。他矢志不移地指控美国公共舆论受到权力与资本高度垄断，而他本人却由于在公共舆论界极为活跃而名声大噪。许多人因此认为乔姆斯基的批评显得有些故作矫情，甚至有著名学者称他为“知识骗子”。而且，右翼人士对他更怀着意识形态的敌视。这种积蓄的不满情绪终于形成了对乔姆斯基的围剿行动──《反乔姆斯基读本》（The Anti-Chomsky Reader）的出版。
这部文集由柯利尔（Peter Collier）和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编辑，汇集9篇文章，着重分析了乔姆斯基的知识生涯和反美思想的演进，论及他和大屠杀之间奇异的关联、对红色高棉独裁者波尔布特（Pol Pot）的辩护、对以色列的仇恨以及对“9·11”事件沾沾自喜的评判，并指责他长期、大量地“捏造事实”与“篡改数据”。文集的结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乔姆斯基是不可信的！但攻击的领域还不只是这些。在西方知识界，很多学人会将乔姆斯基的学术贡献与他的政治写作区别开来，前者是里程碑而后者则多半是义愤。这部文集中*令人不安的一章出自语言学家波斯塔尔（Paul Postal）和莱维纳（Robert Levine），他们重新评估了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研究，发现其品质与他的政治言论相当一致：“对真相的严重轻视、掩盖内在矛盾以及对不同意见的辱骂。”与此同时，一个名为“反乔姆斯基日志”的网站收集了大量“黑材料”，宣称乔姆斯基的面具已被一劳永逸地揭穿了。在当今美国保守主义复兴的局势下，对乔姆斯基的围剿也许并不出人意料。 法国知识界讨论民族的认同危机 今年夏季，法国主要媒体《费加罗报》（Le Figaro）发起了题为“成为法国人意味着什么”的大讨论，从6月到8月，有40多位哲学家、政治家、学者和作家陆续发表文章。在此之前，已经有几本反思当前法国危机的著作（如巴夫瑞兹［Nicolas Baverez］的畅销书《没落中的法国》）在读书界引起关注，成为触发这场讨论的一个契机。许多文章弥漫着一种悲观的基调，透露出知识界对民族现状和前途的深重忧虑，并讨论列举了法国衰落的症状：在全球势力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在欧盟中角色的削弱，衰败的经济和高失业率以及难以整合的移民族群等。其中，哲学家德尔索（Chantal Delsol）的一句话被许多传媒广为摘引：“一个如此辉煌的民族怎么会变得如此平庸、如此沉闷、如此禁锢于自己的偏见……在今天做法国人就是去悼念我们不再拥有的品质。”她还表示，某些精英人士企图掩盖这种衰落，使人民得以生活在虚幻的自得之中，她对此感到羞耻。语言学家海格戈（Claude Hagège）认为法语正在走向衰落，而这与法国民族的衰落是不可分的。
这场讨论充满了对往昔伟大时代的怀旧情绪，对当前民族认同的危机感，以及深切的自我怀疑与批判精神。讨论的发起者《费加罗报》编辑主任在总结中写道，过去20年的欧盟计划被看作法国走向复兴与繁荣的独特道路，但这一承诺并没有兑现──“2004年的法国是一个处在疑问中的民族”。
一些欧美报刊对这场讨论做了报道。有评论认为，这是法国人过于内省和自恋的征兆，“法国是处于危机之中，但从来都是如此”。也有评论赞赏这种自我反思的精神，指出欧洲的许多国家实际上都出现了衰落，但唯有法国人能够这样坦白地讨论，而也只有在法国，这样的文章才会拥有广泛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