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文化意蕴中的诗学建构-许地山创作论

　　《文化意蕴中的诗学建构——许地山创作论》：　　二 五四新文化风潮下“人的文学”的勃兴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这本书中，王德威先生明确提出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用疑问表示出强烈的肯定语气。虽然书中重点分析的是小说这种单一文体，但是从整个文化的发展上来看，“五四”的文化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无疑是晚清或者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思想启蒙和文学改革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辛亥革命虽然是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制度，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封建思想和观念，但是革命受挫，令风雨飘摇的政局再次陷入混乱之中，现实更加黑暗，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苦不堪言。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政局混乱是因为传统道德的崩塌，力主恢复孔子权威，立孔教为国教。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则认为政局混乱是因为政治革命没有与之同步的思想革命，民众思想中封建伦理道德依然如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①。在这样的情况下，五四运动应运而生，从黑暗中撕开了一道口子，成为洗净这些“旧污”的“鲜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伴随着对辛亥革命的文化反思发展而来的。许地山与诸多的中国现代作家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来，这既是一场反帝爱国政治运动，也是一场文化运动，倡导民族自省和文化的扬弃，促进了现代精神的觉醒，在民族饱受列强欺凌的时代下呼唤着自强，因此五四时期以“人的觉悟”为主题的思想革命与接踵而至的“人的文学”的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虽然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就曾提出人道主义的思想，但是真正被中国知识分子广泛接受，成为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应该是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的。而许地山真正深入了解人道主义方面的思想也正应该是在这一时期，在他进入燕京大学学习之后。　　1918年，周作人撰文提出了“人的文学”概念，并提出要“从文学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同时对这种人道主义进行了释意：“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①。较之许多“五四”先驱对新文学的空泛阐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首次以“人的文学”定义新文学的性质，首次从创作上指出新文学须以“人道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人道主义”反映人生。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周作人所提出的“人道主义”是富有现代理性和现代意识的。这种“人道主义”超越了慈善主义的狭义而倡导众人平等，在尊重人的前提下更加关注人的生存情况，体现于创作中则是再现“非人的生活”，表达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和对理想生活的憧憬。彼时，体现人道主义思想的文学创作一般都呈现出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充满着博爱精神、悲悯情怀、批判倾向和理性色彩。“人的文学”则从另一层面形成更加强调个人和非功利的个性主义的思潮，体现于创作中则是对作家自我的张扬，关注自我命运的主观精神。　　虽然没有资料证明许地山人道主义思想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存在多大程度的联系，但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宣告了五四时期一大批青年作家的创作理想，许地山自然也在其中。1919年11月1日，许地山与郑振铎、瞿秋白、翟世英、耿济之创办了《新社会》（旬刊），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宣传新思想。该刊共出版19期，许地山在其发表了《女子底服饰》《强奸》《十九世纪两大社会学家底女子观》《劳动底究竟》《劳动底威仪》《“五一”与“五四”》等九篇文章，广泛涉及了妇女问题、劳动问题、社会变革及文字改革等社会近况，不但引证丰富，论述也极为精辟。在原载1920年2月1日《新社会》第10号的《强奸》中，许地山为抨击侵略者和军阀士兵的暴行，从社会病理学、心理学分析施暴的四个心理原因，指出要医治强奸的毛病就要呼吁“母底庄严底恢复”，要“解除女子在家庭里头底束缚，教她们底身、心和男子一样刚强”。　　……